事實上，絕大多數本土職業俱樂部對于“限薪、限投”內心是比較歡迎的。一方面，過去兩三個賽季，受俱樂部股權模式單一、職業足球投入總體入不敷出影響，各俱樂部母公司承受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包括中超冠軍江蘇隊在內多家俱樂部的相繼退出、天津津門虎“起死回生”以及貫穿賽季始終的大面積欠薪加劇了本土職業聯賽的動蕩，聯賽的完整性、規範性受到了嚴重威脅。

　　從目前多家中超俱樂部放棄高薪外援、外籍名帥，邀請“熟臉”重返執教舞台等事實來看，國內職業聯賽已經做好“紮緊褲腰帶”，精打細算過日子的打算，而這或許也是職業聯賽去除“虛假繁榮”，恢複本土職業聯賽真顔所必須經曆的。

　　盡管最終的細則有待中國足協、中足聯籌備組官方確認，但類似“中超本土球員個人頂薪稅前不超過300萬元，外援個人頂薪不超過稅前200萬歐元，中超每家俱樂部年度投入上限減至3億”的內容，其實早在1月上旬在成都舉行的中國足協相關會議上已被提及。現役國足教練員、國腳在赴日本參加12強賽第7輪比賽前，也已經聽到風聲。

　　對于廣大職業聯賽從業者，特別是職業球員來說，抱怨或者表達不滿毫無意義，他們當下最需要的是本本分分做好本職工作。而對于俱樂部而言，節流治標不治本，他們更需開動思維，建立健全符合市場規律的開發經營機制，致力于“開源”，從而盤活職業聯賽經營環境，開掘出真正科學的盈利模式。

　　說到國內職業俱樂部限薪，不得不重提事情的由來。2019年11月20日，中國足協以官方文件形式通知，各中超俱樂部、中甲俱樂部和中乙俱樂部暫緩與國內球員簽署個人工作合同，包括但不限于草簽協議、新簽合同和續約合同，暫緩簽署個人工作合同的對象爲各職業俱樂部一線隊和預備隊的國內球員。一個多月後的當年12月26日，首份“限薪令”不期而至。按照其規定，中超聯賽俱樂部普通國內球員在2019年11月20日之後簽訂的合同爲新合同，其稅前頂薪不超過1000萬人民幣，入選國家隊的球員，其頂薪標准上浮20%（適用國腳的認定標准也同時出台）。外籍球員在2020年1月1日之後簽訂的合同爲新合同，新簽工資不得超過稅後300萬歐元。而僅過了不到1年，中國足協于2020年12月24日推出了“加強版限薪令”，上面規定，中超一線隊普通本土球員稅前頂薪由1000萬降到了500萬人民幣（稅前），國腳亦不再享受薪資標准優惠政策。

　　虎年農曆春節前後，有消息顯示，中國足協將推出新版限薪令，普通本土球員頂薪爲稅前300萬人民幣，外援頂薪不得超過稅前200萬歐元。每家中超俱樂部單季投資最高限額由之前的6億元減半至3億元。由此可見，中甲、中乙聯賽的相關限薪、限投標准也將隨之被降至更低點。

　　2021賽季足協杯決賽于今年1月9日在成都舉行。借比賽之機，中國足協賽前在蓉舉行了執委會會議以及其他部分專題工作會議。關于國內職業聯賽俱樂部進一步限薪、限投的內容再度被提及。在2021賽季中超、中甲升降級附加賽之間的職業聯賽管理部門與俱樂部內部溝通會上，類似內容也被抛出。

　　記者獲悉，雖然對于限薪、限投的具體標准，不同俱樂部因運營目標、經濟基礎各異而表達了不同觀點，但對于“限薪、限投進一步加碼”勢在必行，各方的認識比較統一。

　　值得注意的是，受疫情及職業足球經濟處于下行軌迹的影響，中國足協、中足聯籌備組時至今日還沒有落實新賽季各級職業聯賽准入工作，低級別聯賽的參賽規模受各類因素影響也存在一定的變數。這實際也是各方遲遲不能推出相關規定細則的原因所在。

　　盡管截止到目前中國足協、中足聯還沒有對具體細則公開表態，但鑒于“加碼限薪”實爲“自上而下”，也就是說不可抗力。因此各級職業俱樂部對此早有心理准備。國足1月中旬在上海備戰12強賽客戰日本隊比賽的時候，一位來自中超俱樂部的隊內人士這樣評價：“我們已經聽說（俱樂部將進一步限薪）了，就等最終公布的數字了。”

　　限薪、限投在相當程度上能夠緩解各俱樂部運營壓力，也能在俱樂部推進各自股改過程中給予潛在合作方以更大的投入勇氣。

　　另一方面，中國國字號男子球隊在各條戰線上戰績慘淡與動辄幾百萬甚至千萬級的薪資水平嚴重不符，這也在社會上引起了廣大的爭議與非議。

　　近日，有關“中國足協即將推出更嚴限薪令”“國內職業俱樂部中、外球員頂薪標准創新低”的傳聞備受關注。這將外界對于足球的注意力由國字號球隊重新拉回到職業聯賽層面上來。對于“限薪”，外界觀點不一，但在國家男足折戟12強賽，國內各級職業聯賽絕大多數俱樂部經營處于“下行線”的大背景下，限薪、限投“加碼”實爲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