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概念大體上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羅馬俱樂部”報告面世後逐漸萌生、冷戰結束後的近十余年得到強化的。當時，歐洲的一批知名學者、工程師和科學家發表了《增長的極限》、《人類處于轉折點》等著名報告，率先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概念，預警了人類社會面臨的某些非軍事性災難（如生態退化帶來的災變）。兩極對抗格局的終結，一方面使國際社會遭受全面軍事對抗和整體毀滅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使過去不太引人注目的新安全威脅受到重視。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突出，還直接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有關。嚴格地講，非傳統安全中的多數實例並非始于今日，譬如說，恐怖主義古已有之，國際沖突則一直與國際體系相伴，生態汙染更直接與近代以來的工業化相關。但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特殊環境和條件，如新的全球性貿易和人員往來、各種信息傳播手段的改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國際法和國際規範的強化等，使得這些對人類正常活動和國際社會正常交往的威脅變得日益嚴重，有些看上去甚至逼近失控的邊緣。

　　“非傳統安全”，又稱“新的安全威脅”，指的是人類社會過去沒有遇到或很少見過的安全威脅。具體地說，是指近些年逐漸突出的、發生在戰場之外的安全威脅。

　　非傳統安全威脅有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它們殺傷力強大且帶有突發性，其形態、邊界和活動規律往往難以確定，使追蹤和應對它們的努力變得相當困難。與傳統的國家安全威脅相比，其次，它們發生的形態及蔓延的層次更加複雜多樣。這些威脅既可以針對國家和政府，也可能瞄准社會和個人，還可能帶來鄰國區域的動蕩和全球性的不安；爲了對付這些威脅，不能不更多借助于多邊機制的努力和國際社會的參與，包括多種非政府組織和跨領域、跨學科力量的加入。再次，多半不是發生在國家之間，而是植根于社會體制、發作于國家內部，有著深刻的體制性、結構性根源，譬如是對南北世界日益懸殊的經濟差距的懲罰，是對舊的發展模式和政治安排的懲罰，甚至是對落後的飲食習慣和生活方式的某種懲罰。從國際關系角度觀察，某些非傳統安全問題肆虐，不僅引發社會危機和政府失信，還危及民衆生命財産和國家間貿易，而且孕育出一些新的沖突源並導致國際關系新的緊張；在某種意義上，一些非傳統安全威脅是對現存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特殊懲罰。

　　非傳統安全類型很多，人們比較熟悉的典型事例有：超大型油輪嚴重泄漏的事件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等難以挽回的生態汙染，亞洲、拉美以及俄羅斯近些年先後爆發的金融危機，少數電腦黑客近幾年制造的跨國性網絡攻擊事件，影響巨大的某些國際恐怖主義襲擊（如“9·11”事件和巴厘島爆炸事件），一些國家內部矛盾誘發的地區沖突和國際幹涉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傳播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有時甚至可以造成比傳統的戰爭破壞更可怕的災難。

　　以往，人們在看待傳統安全時，更多考慮的是國家整體的安危，比如保障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發言權，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防範外敵入侵，增加國家整體的國內生産總值和貿易比重等；現在，談論安全問題的趨勢是：既要講整體和全局的國家安全，又不能忽視社會某些局部的安全利益和個人的個體安全；既要對安全利益實行傳統的國家式保護，又要對安全利益實行更加廣泛的國際關注，以及保證國內社會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參與。基于此，非傳統安全的動向是，既要站在自身國家利益的立場上，又要適當從國際社會全局考慮，倡導共同安全觀的建立和合作安全方式的推進，其中，人的安全是所有安全問題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