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次日，邵飄萍就報道了慘案的經過，此後兩個月內，《京報》經常以整版刊登五卅運動在全國的進展。邵飄萍還連續在《京報》上發表評論文章，建議“我全國人應一致對外，用不合作之手段，無論大小職務，一律辭去，堅持到底，以促外人之覺悟”。在這場運動中，邵飄萍幾乎將全部心力投入中國人民反帝鬥爭中。據說，當時京報館一直在爲共産黨組織印刷秘密文件，爲此，邵飄萍還專門在自辦的印刷廠設立了一個秘密印刷室。

　　共同的志趣也讓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的李大钊與邵飄萍結爲夥伴。他們共同反對“二十一條”，一揭一呼，掀起“倒袁護國”運動。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既是輿論的先導，又是運動的直接發動者和支持者。在馬克思列甯主義傳播史上，他們二人均是當仁不讓的先行者。

　　面對大是大非和關鍵內幕，哪怕可能會引來殺身之禍，他也堅決報道。1917年初，府院之爭矛盾激化。段祺瑞出走天津，脅迫總統府，換來的是黎元洪妥協，段祺瑞回京。

　　受邵飄萍影響的《京報》，一度代表著新的潮流，不僅講求新聞的時效性，還在新聞采訪、版面設置、印刷發行等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良。更重要的是，《京報》勇于直面軍閥混戰導致的社會現實，以針砭時弊的犀利筆觸，贏得了社會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