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原來的12.4萬個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已經壓減到9728個，壓減率爲92.14%；原來的263個線上校外培訓機構也壓縮到34個，壓減率爲87.07%。中小學生的作業總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書面作業的學生由“雙減”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

　　“教師是教育的第一資源，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必須保障教師職業生活的幸福和尊嚴。”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志勇說。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科技教育委員會副主任胡衛則認爲，對學生要綜合評價，不能只看考試分數，要德智體美勞五育並舉。

　　2021年12月23日，河北唐山路北區實驗小學，學生在特色課程上，練習書法，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據介紹，爲進一步落實“雙減”政策，該校在減少作業量的同時，引導老師積極開設各類特色課，豐富學生校內活動的形式和內容。目前老師申報的特色課分爲益智類、體育類、語言類、藝術類、科技類、團建類、非遺類，共計7個類別，43個項目。李霞/攝

　　“部分教師的教育教學觀念還比較落後，對于‘教學質量’理解過于狹隘，認爲‘育人’就是‘育分’，擔心完全按照‘雙減’的要求去做會影響學生考試分數。”梅國平道出了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教育功利主義痼疾。

　　張志勇提出，解決學校教師短缺問題，“要采取省級統籌、市級管理、城鄉協同的辦法，通過體制改革、機制改革優化配置，解決我們城區教師的短缺問題”。

　　姜軍也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爲要摒棄單一評價標准的教育質量觀，真正以教育方針爲指向，以德爲先，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要積極推進中高考以及與之對應的招生錄取改革，改進考試方式，降低考試難度，減掉那些單純靠“刷題”就能取得好分數的題目，增加體現學生思考能力、實踐能力的題目。

　　爲此，梅國平提出建議，要引導學校大力推進教育教學改革，創新探索個性化和多元教育，同時，鼓勵分層、彈性和個性化作業，建立作業設計評價機制，鼓勵教師布置跨學科綜合性作業，培養學生創新思維。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觀察到，在中央“雙減”意見中，提到“壓減作業總量和時長，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時共有5個段落，600余字，其中明確提到“減”的只有一個段落，不足百字，剩下更大篇幅強調的都是如何增強設計、如何分層分組、如何通過作業更好地分析學情。

　　當野蠻生長的校外培訓機構不能再用“制造焦慮”“販賣焦慮”綁架學生和家長後，“雙減”政策落實過程中面臨的最大考驗從校外轉到校內，如何讓學校教育真正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把學校教育真正“立”起來成爲擺在所有學校面前的必答題。

　　“我現在很像一個地下工作者。”北方某城市一名小學一年級學生家長鄒彤（化名）說。鄒彤是班級家委會成員，最近她經常接到老師發來的一些作業資料，老師暗示鄒彤可以把這些資料轉給班裏的其他家長，還特意叮囑鄒彤不要向家長們透露資料的來源，“但是，沒過幾天家長們就猜到了這些作業是老師給的，因爲第二天老師會講解這些題，雖然沒有強迫家長一定要讓孩子完成，但大部分家長拿到後都會自覺完成。”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洪宇說，當大多數中小學生的“成功”被以“高考分數”爲標准進行界定時，中小學教師在“雙減”政策落實過程中就難以保持獨立自省的態度了，背負著“成功者”期望的重擔，逐漸歸附教育功利主義。

　　“我們對教師群體的負擔問題關注得有些晚了。”周洪宇說，我國減負政策的曆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教育部發布的《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到目前爲止，國家、地方層面已經發布了數十個學生減負相關政策。但長期以來的減負政策關注重點都是中小學生，對教師的負擔有所忽視。對此，在“雙減”政策背景下，合理減輕教師的過重負擔、提高教師的工作滿意度既有重要性，也有緊迫性。

　　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2022年繼續把落實“雙減”作爲學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眼下，“雙減”也是今年兩會代表委員關注度極高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