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里赞认为，人民法院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能充分发挥司法的指引、评价和预测作用，有助于提升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刘俊佚法官到锦江区成龙路街道枫树社区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现场普法活动（4月28日摄）。（受访者提供）

　　近年来，通过研判诉讼背景、矛盾成因和纠纷态势，成都法院设定了刑事、民事、商事、行政、执行各类案件的繁简分流标准，确保“简案快办、难案精审”。

　　高效的诉前调解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又解决了实质问题。如今，成都法院与综治、公安、住建、社会保障、司法行政等部门共同建立了“9+N”个类型化纠纷“一站式”解纷平台，实现约80%的劳资纠纷化解于仲裁前置程序、约96%的道交纠纷诉前化解。

　　诉前调解并非诉讼的前置程序，对于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案件则进入诉讼程序。“讓人民群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提升司法质量、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需要人民法院有力统筹诉外与诉内两大维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郭彦说。

　　近日，成都新都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过程中，了解到该小区其余90户业主与该案情况相同，承办法官主动联系90户案件的当事人集中释明，并组织购房户和开发商进行协调沟通。最终，该批90个案件在一天内全部达成调解。

　　祝增巧是成都彭州市人民法院丹景山人民法庭庭长，在法院工作29年。她熟悉基层情况，办过的案件服判息诉率超过99%。彭州十里八乡的人们称呼她为“巧姐”。与印象中正襟危坐的法官不同，祝增巧的许多工作是在走村入户中完成的。

　　上海一家受疫情影响企业与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诉前调解成功，法官组织当事人签署协议并出具司法确认裁定书（4月28日摄）。新华社发

　　考虑疫情影响下的诉讼时间和经济成本，承办法官积极组织双方调解。4月28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承诺分两期向原告支付完货款。同时，法院还通过绿色通道在当天完成了司法确认。“通过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如果对方依然拒不支付货款，原告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官表示。

　　自2016年在全国率先开展探索以来，“诉源治理”在成都已经走过了近6年时间，形成了深化“诉源治理”和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线融合”的格局，非诉讼解纷力量的作用日益凸显。

　　治理衍生案件，是当前成都“诉源治理”的又一重点。目前成都法院正推行类案强制检索制度和判后释疑制度，探索建立了诚信上诉、防范恶意诉讼和上诉风险第三方中立评估、判后自动即时履行引导机制。

　　一边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矛盾纠纷不断涌现，一边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不断提高，矛盾怎么破？成都法院用近6年“诉源治理”的探索，交出一份司法机关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答卷。

　　2021年12月，成都司法释明中心统一挂牌并运行，引导当事人正确理解司法裁判，自觉履行裁判义务。“只有坐得近了、解释到位了，才能让当事人赢得明白、输得信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冷雅民说。

　　截至目前，成都司法释明中心已接待释明案件2107件，当事人明确表示息诉服判836件，引导当事人履行裁判义务290件。

　　在乡村“熟人社区”培育发展“五老”调解员、说事评理员，在城市“陌生社区”探索开展“社工调解”、创建“无讼社区”通过“诉源治理”，成都法院正深度嵌入到社会治理中。

　　2019年7月，彭州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在湔江河上游施工，导致河流断水，下游丹景山镇300个鱼塘饲养的鲈鱼死亡。村民将死鱼抬到旅游公司，要求赔偿100万元。为防止冲突升级，政府工作人员赶紧联系丹景山法庭。赶到现场后，祝增巧先提出实地查看受损情况并取证，村民慢慢冷静下来。那天她和同事忙到夜里10点，之后法庭又与当地党委政府、职能部门一起为双方主持调解，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旅游公司赔偿养殖户33万元损失。一起涉众的矛盾纠纷通过“诉源治理”得以“无讼”化解。

　　今年4月28日，一张来自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书让上海一家小微企业吃了“定心丸”。2017年，该企业与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对方拖欠10万多元货款迟迟不付。无奈之下，他们将房地产公司起诉到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