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付磊过完了20岁生日，这已是他来北京做外卖骑手的第二个年头。此前，付磊打过6份工——帮工，16岁进电子厂，饭店学徒，放弃厨艺转而去澡堂，最终辗转北京当保安。按时按点上下班成了禁锢，6份工作更换频率维持在一两个月。

　　对此，范围则认为，从就业角度来讲，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形式，扩大了就业容量，发挥了蓄水池作用。从劳动力市场来讲，这部分就业也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效应，因为平台经营者等所承担的税负和社保费用成本较低，间接导致了与正规就业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也导致了正规就业领域出现招工难、招工贵的问题。

　　31岁那年，在工友推荐下，张长林开始送外卖，一送就是6年时间。在他看来，选择送外卖最大的好处就是工资次日到账，每天干多少心里有数。张长林沉浸在被激活的日子里，基本全月无休。每次往家里汇钱，听到孩子们成绩又提升了一些，他不由得心底暗生成就感。

　　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外卖骑手主要分为专送和众包，基本上不与平台直接签合同，多为第三方公司派遣，且无论专送和众包的外卖骑手都没有五险一金等保障，普遍仅缴纳工伤保险。

　　“我國靈活就業尚處在起步階段，在勞動關系不分明、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靈活用工中的社會個體需要承受的壓力和風險是多方面的，比如外賣員，可能需要同時面對平台、商家和顧客三方面的勞動爭議，此外在就業安全性和滿意度上尚有不足、甚至在就業技能提升上也不能完全自主。”李妍表示。

　　李志起認爲，靈活就業因爲勞動關系結構不一樣，所以不能簡單將社保全部由平台方來解決，不過從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角度出發，平台方應該引導合作夥伴一同規範就業人群勞動權益。與此同時，新業態具有新特點，需要各方共同來完善相關制度與法律，保障各類就業人群的合法勞動權益。

　　2020年新京报智库调查问卷显示，工作时间自由最让外卖骑手满意，占比高达63.58%；其次为收入稳定、收入高，占比达四成左右；门槛低/工作要求技能低也是一大诱惑。

　　实际上，靈活就業的勞動關系爭議由來已久。“這些從業者與平台企業之間的關系存在多種形式，包括勞動派遣、承包、代理等。勞動關系具有複雜性，平台企業承擔社會保障責任也不同，所以目前新就業人群權益保障成爲最難解決的問題。”李志起提到。

　　平台經濟崛起，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依托互聯網平台就業的網約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貨車司機、互聯網營銷師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數量大幅增加。

　　近期，北京市總工會發布了《北京市總工會2022年推進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工會工作要點》，其中提到，要織密建強組織體系，確保經營地在京的2021年互聯網百強企業全部實現建會；堅持維權“向前一步”，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隊伍穩定。包括全力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維護勞動領域政治安全、密切關注職工訴求3項措施。

　　今年26岁的孙志勇送外卖已经超过了2年。经常和餐馆老板打交道，让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计划能多攒几年钱，再回老家开个小餐馆，结婚生孩子。

　　张长林说，对于大多数学历层次较低且有一定家庭负担的男性来说，送外卖可能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份“最好”工作。这也是温俊和付磊踏入这一行业的一大理由。

　　“年轻人作为临时工送一阵子外卖还行，长时间干这个以后再想转型很难，还是要学会一项技能”。骑手赵霖正一边送外卖，一边寻找其他“可以挣钱的门路”。

　　(上接) 点上班都行。”李兵上午9时才起床，“我们可以随时上下班，没什么打卡罚款的要求，但是超时和提前点送达会罚款”。之所以选择众包模式而不是全职，他表示主要是为了自由，不受约束。

　　温俊念到高中毕业。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中，不少外卖员初中毕业后便开始外出谋生。调查问卷显示，约四成外卖骑手是初中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5.4%。此外，超六成外卖骑手已经成家立业。

　　“1个月挣1万块，房租500块，吃饭商家会给骑手优惠点，一天也就30块，这样下来一个月能攒8000多”。孙志勇的攒钱计划中详细记录着日常开销。而商家对“外卖骑手吃饭八折”，也被他视作“专属温暖”。

　　19岁高中毕业，温俊进入一家小型企业工作，起初工资只有1500元。经过几年努力，踏实能干的温俊当上了小组组长，在厂里的日子一如既往地安稳又平静。转变发生在第4年：温俊结婚了，每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开始变得“寒酸”，和妻子商量后，自己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来到大城市谋生计。

　　不同于很多骑手对此“不知情”和不愿意，骑手方段新同样想要社保，也是求一份保障。“很多骑手会认为，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结果一个月扣这么多进了社保账户，不如所有钱直接到手，心里踏实。”方段新称，很多骑手需要见到现金，平台基本都能即时提现。

　　在与贝壳财经记者交谈时，张长林回忆，自己曾经在工地上做过10来年工，风吹日晒，各个工种基本都尝试过，工资也不低。如果对比差别，外卖员的收入方式明显占优：工地上一般是有活就干，按照季度结账，家里急用钱的时候很难周转。

　　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称，“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群是平台经济直接从业者、最重要的一线执行人员，可谓平台经济手和脚，如果没有他们，作为大脑的平台运行不起来，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职业的包容性，使得外卖骑手规模不断扩大。美团财报数据显示，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从2017年的220余万增长至2021年的527万。

　　虽然一个人背井离乡，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个小时，但是温俊觉得很有成就感，作为两个孩子的爸爸，自己每月可以往家里寄回7000多元，为孩子提供充足的教育经费。温俊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可以上大学。

　　在李妍看來，要確保勞动者权益保障，首先是进一步优化劳动法三层调整模式，重构劳动法与民法的功能分工，为灵活用工的健康发展创造更良性和法治的环境；其次，建立灵活用工的职业培训体系，为灵活就业人员开拓更多的职业通道路径；最后是完善灵活就业者的职业社会保险制度，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更多就业保障。

　　職業沒有歸屬感往往“勸退”部分從業者。于靈活就業來說，基本保障缺席之外，普遍問題即職業發展路徑不明，沒有晉升通道。

　　众包模式是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人。骑手小天介绍，申请人只要没有犯罪记录，有健康证，下载一个蜂鸟众包APP，注册后缴纳99元或者199元押金就可以开始接单。众包正在形成用工大军，有数据显示，目前外卖平台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的占比基本上达到6:4。

　　目前這些關系正在厘清。近年來，相關部門不斷推進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維護，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加強靈活就業服務，完善靈活就業社會保障政策，開展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

　　付磊是灵活就业人员的一个缩影。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数字，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者已有2亿人，其中约有1300万名外卖骑手，已经占到全国人口基数的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