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在南非史研究領域，幾乎同時出版了兩部重要著作，分別是英國牛津大學塞西爾·羅德斯種族關系講席教授威廉·貝納特的《南非環境保護的興起：1770-1950年的殖民者、牲畜和環境》，和美國布朗大學助理教授南希·雅各布斯的《環境、權力與不公：一部南非史》。威廉是研究南非社會史和環境史的新一代領軍人物，在此之前已經出版了《龐多蘭的政治經濟學（1860-1930年）》（專著）和《環境與曆史：美國和南非馴化自然的比較》（合著）。從他的學術軌迹和脈絡中可以發現，1979年在淑娜·馬科斯指導下從倫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時，他深受英國左派社會史的影響，注重研究南非農村社會分化和反抗。但在研究農村流動勞工的産生和發展過程中，逐漸發現種族歧視和國家權力並不是促使農村貧困化的唯一原因，自然環境以及獲取資源的機會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順著這樣的思路，他從社會史研究轉向了環境史研究，先後以《南部非洲研究》雜志爲平台組織了多次研討會，探討農村反抗的環境根源以及環境保護的思想淵源等。《南非環境保護的興起》就是深入研究環境史的結晶。南希1995年在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獲得曆史學博士學位，《環境、權力與不公：一部南非史》就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充實修改而成的。與威廉從社會史進入環境史的路徑不同，美國的南非史研究中並沒有強烈的社會史研究傳統，但早在1970年代興起的美國環境史研究在1980年代後期出現了社會轉向，尤其是在城市環境史研究中對種族、階級和性別給予特別的重視。南希的博士生導師菲利斯·馬丁並不擅長南非史，也不研究環境史，但她研究布拉柴維爾城市史、比屬剛果的婦女史等。從某種程度上說，她也是把美國的曆史學“碎片化”應用于非洲史研究的實踐者。在她的指導下，南希自然從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潮流出發，研究南非曆史。由此可見，雖然美英南非史研究的學術傳統不同，但殊途同歸，都走向了把社會史與環境史相結合的研究路徑。

　　庫魯曼的實例表明，種族隔離制度是通過發明傳統而建立的。無論是酋長制還是習慣法都是徒具傳統之名，行種族隔離之實的結果。在分析這個對非洲曆史影響深遠的事件時，采用環境史的視角能夠揭示出這個虛構背後的人與環境關系的人爲建構性質。保留地和黑人家園的人地關系並不是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種族隔離政府與部落酋長共同構建的，這種人爲建構的關系的維持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過使用國家權力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非洲民衆及其生産和生活方式被虛構爲環境破壞型的“約定俗成的常識”，進而爲強制遷移和集中居住等改良計劃提供理論基礎，而這種經過改造的人地關系不但沒能保護環境，相反在環境惡化中把種族隔離制度推向極端。換言之，非洲人（酋長和平民）、種族隔離主義者、環境之間的關系被權力極度扭曲，在強化種族隔離制度的同時，爲它的垮台准備了環境和社會基礎。顯然，南希通過研究庫魯曼的案例把馬穆達尼一般性理論中的極端性揭示了出來，通過研究種族隔離制度下的人地關系展現了權力、環境、和種族之間的複雜性和矛盾性。

　　在研究種族隔離時期的庫魯曼環境史時，南希借鑒了馬赫穆德·馬穆達尼的殖民國家與部落的關系的理論。美國環境史的“文化轉向”把種族、階級和性別引入環境史研究，但主要關注城市的環境不平等和生態種族主義。研究非洲曆史的馬穆達尼認爲，工業化國家的權力主要在建基于公民社會基礎上的城市，其作用是保護公民權利，但非洲殖民時期的國家權力是殖民者人爲建構起來的，是以種族主義面目出現的，強制發明出來的部落執行某種發明出來的傳統或習慣的權力。在殖民經濟發展進程中，從非洲農村出來的流動勞工雖然部分擺脫了傳統或習慣的束縛，但並沒有成爲城市的公民，相反卻在種族主義法律體系中成爲無法定居城市的漂泊者。在非洲農村，人爲制造出來的部落和酋長成爲種族主義統治的幫凶，成爲發明的傳統或習慣的捍衛者。在非洲史研究中，許多被成爲傳統的並不是非洲固有的文化，而是殖民者爲了建立和鞏固殖民國家發明的，就像歐洲人發明傳統一樣。發明出來的非洲部落是靜止的、等級制的、長者權威的。在這個部落裏，必須遵守傳統，包括土地共有，長幼有序、男女有別、內外有別等。這種傳統本質上不是恢複非洲的真正傳統，而是把歐洲發明的傳統移植到非洲，從而爲形成歐洲人的統治制造一個人爲的基礎。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殖民統治非洲的本質和技巧。

　　自蘭克史學以來，檔案在曆史研究中處于第一重要的位置。南希從南非到英國走訪了多個檔案館和圖書館（主要包括倫敦公共檔案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圖書館世界使團收藏、開普敦檔案館、比勒陀利亞國家檔案館、庫魯曼莫法特使團收藏等），查閱了大量檔案文獻。這些檔案主要分爲三類，分別是：殖民地文件、傳教士信件、種族隔離政府管理和開發黑人家園的文件。殖民地文件主要提供了19世紀後期關于殖民地合並、殖民地農業開發等重要信息。傳教士信件雖然重點記錄了傳教信息，但其中也包含與傳教相關的對自然災害和當地人生産和生活方式的記載。種族隔離政府的文件主要涉及土著事務部、班圖管理和開發部、灌溉部、土地部等機構，主要記錄了種族隔離和分別發展政策、土壤保護和改良計劃及其實施的情況。盡管這些檔案大都已經進行了初步分類，有些檔案的管理已經計算機化，但要從浩如煙海的檔案中找出與自己的研究主題相關的部分，不僅非常耗時耗力，還需要對南非曆史和庫魯曼曆史的廣博知識以及對自己研究主題的極度敏感。找到這些史料，並不意味著就能結構出自己心目中的曆史。其中最大的問題和挑戰是，這些史料並不是專門記錄非洲人的生産和生活的，換言之，不是非洲人的記錄，因爲非洲人不能爲自己發聲。要想在這些具有偏見的史料中找出非洲人的聲音，就需要進行批判性利用。一是通過仔細分辨外來者的背景和偏見，在與當時當地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一起檢視中，還原出非洲人的聲音，尤其是生産實踐這種反映非洲人曆史能動性的曆史活動。二是對這些以白人爲主的檔案內容進行“逆其紋理”的分析，從而找到與白人殖民者相對的非洲人的聲音。當然，傳教士和殖民官員以及種族隔離主義者有所不同，分析時也要有所區別。盡管通過采用適當技術手段，可以部分還原非洲人的聲音，但檔案對于非洲人來說畢竟不是直接資料。

　　南希通過研究庫魯曼的社會環境史，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博瑟拉普的經典解釋。第一，她在觀察生産方式的轉變時引入了環境因素，而不是單獨從人口增長來解釋。環境爲不同人群形成自己的生産方式提供了可能性，缺水和缺磷的半幹旱地區幾乎不可能形成集約種植的生産方式，河谷上遊和泉眼附近的地區有可能形成集約種植的生産方式，但種族不平等的現實使之只對白人農場主才有可能，對非洲人依然沒有可能。第二，環境制約不是絕對的，更重要的是國家權力和與外部經濟的聯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業生産的技術和經營方式改進。即使是在實行改良計劃和定居計劃之後，大量非洲人被集中安置在保留地和黑人家園，人口與土地之比大幅度上升，但並未出現博瑟拉普所預言的從粗放向集約的轉變。雖然灌溉提供了克服幹旱的可能性，但種族主義政府的分別發展政策阻礙了非洲人向集約生産的轉變。分別發展的本質是把保留地和黑人家園變成白人經濟所需要的勞動力基地。雖然使用化肥可以改良土壤肥力，但國家只給白人農場主提供農業財政支持，非洲人不但貧困化，而且根本得不到政府財政支持。非洲人男性大多進入礦區從事工資勞動或進入城市從事服務業，非洲女性因爲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改變、粗放式生産的勞動強度低等而沒有促使粗放農業生産轉爲集約式農業生産的強大動力。第三，集約生産並不一定就比粗放生産更先進，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並不是線性的替代關系，而是並列關系。其實，非洲人選擇粗放生産並不是因爲他們不會利用先進生産技術，並不是因爲他們懶惰，不願意在生産中投入更多勞動，而是因爲他們了解當地的環境，知道如何與當地環境相處，知道何種技術最適合當地環境，知道如何以較低風險和勞動獲得所需食物。換言之，從非洲人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粗放還是集約，適合當地環境和能夠降低風險的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