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货币媒介的本源来看，去中心化并不是货币的基因所在，去中间化才是。银行货币流通的节点过多，且存在一系列的断点、盲点，从而出现了冗长的流程，这些是数字货币所能够并应当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数字货币是去中心化的。

　　去中心化的货币观的本质是去中间化，即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成本。相对于数字网络技术条件的数字货币而言，银行机构及其货币成本是非常巨大的，效率损失也是十分巨大的。摆脱这一成本负载与效率损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在程度上初步实现，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所谓的“去中心化”的货币观，并不意味着与中心化的银行货币完全“绝缘”，数字货币与银行货币不是绝缘的，既做不到，更无此必要。

　　由此，不难发现，铸币时代的货币流通是奉行去中间化倾向的，力图挣脱第三方的干预而增加交易成本或流通成本。

　　这些关联货币体系是以“社区形态”存在的，也就是所谓的“商圈币”。既有的“商圈币”是银行币向外的拓展，也为银行监管所覆盖，甚或某些便是银行业务的既定范畴。也就是说，商圈币就是银行账户体系的变体或亚种，最有代表性的包括第三方支付账户体系、储值卡消费、手机预付款支付等。

　　银行时代的货币，是账户货币。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根本性变化，货币不再遵循铸币时代的流通逻辑，而是在账户体系内发生流转，账外的流通已经不再是货币体系的主要部分。有如，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或称之为“纸币”，作为现钞的流通，事实上摆脱了银行账户体系的约束。但是，这种摆脱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即便是纸币时代的“辅币”——硬币，虽然极少流回银行，但也不是与银行机构完全绝缘的。银行时代的货币，即银行货币流通的主要形态，是账户间的划转。这带来了货币创造以及信用货币，也变成所谓的“中心化”货币。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是银行货币流转的主要风险所在。银行机构体系本身是货币的“媒介”。

　　首先，电子货币不在这个范畴，它们仍旧属于既定的银行货币范畴，直接间接地受到银行监管的约束，乃至银行机构的左右。其次，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在纯粹两个主体之间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去中间化，是成立的。但是，完全脱离去银行化，是困难而没有必要的。因为，任何新的货币种类总是需要旧的货币种类的支持与接续的。换言之，新币需要以旧币为价值来源，完全割裂新旧币的关联是危险而鲁莽的。在大规模新币收兑旧币之前，新币的拓展事实上受到许多限制。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心化，因为需要银行货币头寸的支持，就需要新旧币之间做兑换安排，而这一安排本身就不可能是“去中心化的”。

　　交易媒介的发现或发明无疑扩大了交易，而扩大了的交易就难以离开货币媒介。虽然仍旧排斥着第三方，但是更为广泛与复杂的交易无疑需要更广泛的货币共识。如何确立其更为广泛的货币共识呢？跨境或长居旅的贸易往往选择贵金属作为支付结算工具，这就产生了“贸易用贵金属”。在欧洲贸易与货币史上，金银成为“贸易用金属”；在东方，情况更为复杂一些，东亚内部的贸易并不一定选择金银，而使用中华铜钱。贸易用金属，在货币视角来看，就是所谓的“称量货币”，辅之以金属成色的鉴别。称量货币虽遭到后世的诟病，但其属于自由货币，即不受有关当局的限制与约束。

　　未来，人们或将日益感受到，去中心化与否，并不是一个十分有效或简洁的观念表达，是否去中间化，是否去银行化，才是数字货币实践的根本所在。

　　常人对于货币的理解最为常见与朴实的理解，即货币是交易的媒介。无论成为“一般等价物”还是“支付工具”，大体来说，都是这个意思。那么，最简单的货币活动就是从第一方到第二方的货币给付，或者说支付，只要双方没有疑问，就不会涉及第三方。这种两者之间的“合意”，是最基础的货币共识所在，其意义在于排斥掉任何第三方。也就是说，货币本身是第三方，即所谓的“媒介”，而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中间人。

　　欧洲货币历史上，即便是贵金属——金银货币的流通，往往受到王权当局的约束，比如1663年前的英国便排斥外国货币的流通，所谓的铸币税正是以这种排他性的货币管制为基础的。但在东亚却完全不存在这种状况，宋朝时期，宋币广泛流通开来，宋辽金夏日本朝鲜等均有宋币的大量流通。没有出现欧洲限制外国铸币流入的情况。具体来说，欧洲货币历史上限制外币流入是常态，而中华货币史上限制货币流出则成为一时之选。又如两宋时期，因铜的短缺，朝廷人为地设置货币流通的区域限制，划分为铜币流通区、铁币流通区，以及铜币铁币混合流通区。

　　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货币观，与实践纠葛在一起，往往呈现出非常复杂动荡的情形来。未来，人们或将日益感受到，去中心化与否，并不是一个十分有效或简洁的观念表达，是否去中间化，是否去银行化，才是数字货币实践的根本所在。

　　较早的货币发行是财政性发行，王权对于货币流通的干预，影响到货币流通的范围，也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货币共识。然而，作为通货的货币，总是倾向于挣脱王权的管控。在铸币时代，这并不是所谓的“去中心化”的开端，而是“去中间化”。货币流通的地理范围是一个市场选择的结果，权力干预往往是不成功的，除非这种干预降低而不是增加了流通的成本。宋币的国际流通就是其降低流通成本的结果，以致两宋朝廷都不同程度地限制铸币的流出，提高流出的成本。即便如此，宋币仍旧大量流出境外。

　　至此，去中心化货币观的实践活动事实上演化为中心化的货币监管相抵制与相抗衡的态势。这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价值研判”，而是现实对抗了。

　　所谓的去中心化，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技术意义上的，无须设立记账中心机构，但是记账规则是否仍是中心化形态的，记账程序是否仍是某种中心化的形态，这是有待观察与分析的。二是法律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技术上的去中心化的货币实践，还是不能失去法律层面上的认定或判定，还是不能摆脱监管意义上的干预。也就是说，技术上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其在法律上或仍为中心化的数字货币。

　　货币共识决定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层次与结构，无疑银行货币创造了范围更为广大的货币共识。建立货币共识，既有自愿性，也存在强制性。单一货币体制的普遍适用性，标志着一定程度上货币共识的强制性。现实地看，全球货币体系是银行货币体系所决定的。然而，在银行货币体系之外，仍然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联货币体系，最为常见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充值卡”账户体系。这些关联货币体系既是自愿加入性质的，也是支付或结算上强制性的。简单说，即自愿消费、办卡结算。

　　这些亚银行账户体系，借助于电子、网络、数字技术不断向外拓展，最终，直接或间接地挣脱出银行账户体系，也摆脱了银行监管。于是，完全去中心化的“货币”体系成为技术上与商业实践上的可能，去中心化的货币观，也应运而生了。

　　作为中心化的货币，银行货币是账户货币，亦即记账货币，货币活动的主要内容便与记账活动密切相关。于此，所谓的货币中心就是记账中心，是货币账户体系的运行与维护者。在铸币时代，虽然也存在货币的发行者和秩序的维护者，但是，在具体的货币流转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心”或“记账者”。中心化的银行货币，并不失交易媒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