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卿：这是一方面吧，每个人必须在社会里顽强地下来。找到自己一个契机，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拍纪录片在国内的条件的确不乐观。其实已经有很大发展了，比十年前，十年前我们完全是凭自己的一腔热情。我们拍电视剧挣点钱，搭进去，拍纪录片都是自己搭钱，是因为有点摄影的手艺，还能挣点钱，往里搭钱搭钱搭钱。

　　腾讯文化：中国现在电影的现状，是不是真的不景气？

　　我肯定会从不同的阶层，从官员、卫生部门，到各个阶层我都要进行访问，也可能会和十年前有对比，然后剪辑一个片子。这样的话带有概括性、总结性，还有强烈的形式感或结构。因为人前面摔了一跤，他也会有心理准备，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用镜头去观察社会，体察社会底层人们的所想所为，他们的那种特殊状态下的面貌。说大一点，可以反映整个民族都显得那么无助，大家都是踢皮球的方式，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只能看到老百姓孤立无助地逃命。我们看不见武器，病毒弥漫在空气中。一些服务体系的人，我觉得是站在对立的角度的，它不是服务、帮助的感觉。

　　汪士卿：先说第一个，那个时候我住在西站附近，我对这个空间非常了解，从上学到工作都在西站附近，对这个空间非常感兴趣。在此之前也萌发过拍西站纪录片的想法。

　　汪士卿：因为纪录片带有很强的倾向性，或者说新闻性，涉及到。纪录片不是只有舌尖上的中国，也不是说只有野生动物。纪录片也有接近于故事片那种社会调查类的，这种是最高端的那一类。这种叙事性的社会调查类的东西，本百姓质上跟电影很接近。

　　腾讯文化：纪录片导演对普通、甚至底层人民的关注有必然性吗？

　　腾讯文化：国家报道这方面灾难，基本都是塑造正面高大的英雄形象，而您的镜头下拍摄的是普通百姓。

　　我觉得那时候新闻的渠道，方方面面都比较闭塞吧，网络还不像现在那么发达，老百姓得到的情报也是经过的东西，得不到真实的数据。

　　汪士卿：现在又出现H7N9，处理上透明度也多了，老百姓好像也对这个也有心理准备，也不像当年有恐慌感了。所以经过不为难嘛。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好像经历过这件事以后也会变得更加更加坚强吧，会用科学的方法的办法来对待这种病毒的这种。

　　腾讯文化：如果现在以H7N9为题材拍一个片子，您会选择怎么拍？以什么视角？

　　腾讯文化：您是因为这个转向了故事片吗？

　　10年后的今天，H7N9病毒再度席卷中国，相隔10年，百姓似乎不如当初那样恐慌，国家的应对也更加。腾讯文化：十年前过去了，现在我们又面临H7N9，您认为与当时相比，对瘟疫的报道、对瘟疫的态度是不是更从容了？

　　所以对人有很多方面有很大的促进，包括卫生习惯，洗手啊分餐制啊用公勺啊。现在还有很多人吃饭自己带筷子。所以说这都是一种进步。并不是这一定好、这一定不好，而是大家对自己的一种爱护吧。

　　汪士卿：你说这个非常对。

　　汪士卿：有一个摄影记者说过，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哪儿发生灾难以后只报道好事，这个好事是应该的，也挺的。但是里面的真实的伤亡情况，都会瞒据。这说明我们社会管理还有一些不完善的东西。我们对人生命重视的程度，才是一个国家富强文明的体现。”

　　汪士卿：对，电影人，都是自己拿钱。特别是这样的地方，到最后它牵扯到一个还是的问题。当你不下来的时候，你的纪录片的梦想就等于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在行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话题。

　　在访问中，汪士卿提到时期新闻渠道比较闭塞，而他拿着DV去西站拍摄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记者，有也仅是在外围拍摄。腾讯文化：您刚刚提到一点，当年报道的新闻透明度不够，我记得当年看新闻接收到的信息基本是死亡人数。

　　因为你看哪儿发生灾难以后只报道好事，这个好事是应该的，也挺的。但是里面的真实的伤亡情况，比如说矿井灾难、火灾，都会瞒据。

　　2003年春，SARS病毒席卷，引发群体的恐慌，许多人急于离开这场灾难。5月8日，汪士卿纪录了西火车站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透视出中国人在突发事件前面的各种心态。腾讯文化：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拍摄电影？尤其是您选取了西站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一个大的公共场合？

　　现在我们九套纪录片基本跟人没什么关系，话题性、社会性、争论性的东西不好涉及。你拍了不让你播，它会你。表达没有完全的度。只能拍这些好玩好吃好看的，人人都爱看，不犯错。

　　我拍摄的时候已经常的时候了。这种返乡潮只有在春运的时候才会出现。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对病毒比较恐惧。在死亡面前大家都显出了一种恐慌感。

　　这说明我们社会管理还有一些不完善的东西。我们对人的生命、对人个体尊重的程度，才是一个国家富强、文明程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