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师一体化源自对正当性的焦虑

　　康有为的导致失败

　　的本质是言

　　[摘要]中国文明中，与天同时存在又区别很大。言与不言，是和天的根本区别。中国在绝地天通后，神不再言。因此，人要依天而生以观。

　　我要跟杨鹏兄讨论的问题是，跟天有很大的区别。正好有成熟的教供我们对比讨论，我用两句话开始讨论。首先是《圣经约翰》中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的“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其次，《论语阳货篇》中有一章，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孔子讲了两遍“天何言哉”，以此强调了，天不言。这两段话，至关重要。它们说明了，和天的根本区别，就是言还是不言。这是三闪族教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根本区别所在。（编者注：三大教、教和伊斯兰教都源出闪族。闪米特人，又称闪族人，《圣经》中诺亚长子闪的。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

　　中国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不管是汉代还是宋代、明代，士人对皇权非行为的非常壮烈。我们对于这些不能。在这样的背后，支撑他的还是一种，天的，以及由此衍生的对道的。“以道事君”是士大夫的基本，要有足够的理想主义的。很多士大夫做了官后，就是普通公务员，没有理想主义，这在社会中很常见。能够具有那么强烈理想的人，始终是少数。现在中有多少人是真正的，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职业？大量也只是把作为一个职业，跟公司高管、经理没什么区别。但士人群体中总有这样的一批人，具有以道事君的。中国文明由此才能够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后建立起来，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所支撑的。

　　还有一点，关于知识的性。毫无疑问，孔子或孟子、董子（董仲舒）都常敬天的，他们有大量的论说。但我想补充的是，他们敬的不是，而是天。在董子这里，向略微偏向了一点。在中国结构中，天和之间不是截然两分的，只信或者只信天，人可以在和天之间移动，孔子信天，但在董子来说似乎略多一点信。后世的儒者基本上也是信天的，包括朱子，他们都有对天的非常虔诚的，否则就不可能有张载的《四铭》，那完全是基于天的而得出的一种。基于这一，士人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性。否则，中国社会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不会有那么大的张力。

　　秋风

　　个体的救赎通过各自的神灵解决

　　中国的教结构，这确实是独有的。今年年初我在《天府新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文教，多种教》，描述中国最晚从西汉中期开始，或者到佛教传入以后，中国的教结构都是，作为普遍的文教，所有人，但同时每个人可以地任何教。这是几千年历史的现实，我们看到的中国教宽容，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高明的，没有比中国更宽容的。为什么这样？最初我是想研究这个问题的，所以提出了“文教”概念。我一直希望追溯根源。受杨鹏兄的刺激，追溯到“观乎天文”，“文”这个概念被带出来。天文就是，它在那儿，呈现出某种规整的形态，观察这个形态。把“文”告诉我们，观乎天文，制作人文。所以，“文”这个字，在中国文明中具有中心，跟道的意思有点接近。

　　2014年8月初，弘道书院约请三位儒学思想背景学者，在天则研究所围绕“、与”这个主题，继续讨论“在中国”这一话题。作者杨鹏现场发言“回到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副院长梁涛针锋相对，“有必要从中国历史上找出来吗？”儒者秋风阐述了他所认为的“与天的区别”，指出中国的“不言”。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杨煦生则表达了对杨鹏研究的认同，他指出在中国的隐遁，是一个被大家习惯了的事件。“超越性”的“隐遁”的过程，是孔子以后发生的。宋儒的新兴儒学，极大程度地强化了这个“隐遁”，现代儒学，某种意义上乃宋儒的深化。他认为，要解决中国问题，从儒学这条线上，起码要回到孔子与董仲舒。腾讯思享会获授权刊发这一组，以期引发对这一“事件”的深入思考。

　　杨鹏兄的“《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确实非常精彩，把中国知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出来了，对于我们探讨中国文明的根本属性及基本结构，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思想一向是比较重视“天”这个维度，我在《华夏治理秩序史》一书中专门写到这部分，那部书第一卷就叫“天下”。为什么中国人把这个世界理解为“天下”？一定跟天有关系。如果没有天，怎么可能叫“天下”？杨鹏兄这本书能让整个对天、还有，在中国文明中的枢纽性地位，有一个更充分的认知。

　　由言可以直接看到一个结局，律法是根本。会给人颁布一系列的律法，人们去遵守，这毫无疑问。可在中国，神是不说话的，我们遵守什么律法？《周易》讲“观乎天文”。天不说话，但人必须依天而生，那人怎么去依天而生？人自己必须去观天之道。如果人信的是，不需要道，有的律法，直接按律法做就行了，根本用不着这个道的东西。道是天呈现出来的，需要人来观它。在《周易》等很多书里都讲“天垂象，则之”。所以，人究竟如何生活，在中国需要观天之道才能确定。所以道特别重要，因为天没有言，只有人自己主动去观天之道，直接说出来的是律法，道则是人观察所得。

　　为什么普通人都不祭天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祭它，没有意义。当天不会说话时，你祭它，有什么意义？天不会告诉你怎么去具体地生活，也不能救赎你。在中国，天这个神不能救赎你，因为他不言，不能指导你日常生活。所以中国人对天的态度一般是敬天，虽然不祭天，但敬天。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人是所生。那么，为什么要祭天？我认为，这是一个共同体的秩序象征或者。我们在《尧典》里看得很清楚，本篇一开始说，尧有钦、明、文、思、安安的德性，最后可以协和万邦。接下来就说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是讲敬天，进而则天，为制作历法，把“天之道”融入到普通人生活中。所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与天合一。历法就是天之道，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循而生。但因为天不言，所以并不能够救赎个体，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只敬天。而，因为要扮演着某种的角色，如颁布某部立法，所以他会去祭天。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只是刚想到了一点。

　　和天的根本区别在于言还是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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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头看教，的本质就是“言”。《创世纪》一开始就说，神说要有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等等，反复出现“神说”。我特别注意到摩西和的一段对话，摩西对神说，我其实是一个不的人，特别不会说话。说，那怕什么，我让你能言。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景，对于理解这两种文明形态特别重要。

　　中国的教宽容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

　　【编者按】7月以来，由腾讯思享会策动的“在中国”之讨论，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此讨论由知名学者、刚卸任壹基金秘书长的杨鹏先生所著新书“《在中国》源流考”引发，在6月底举办的新书沙龙上，教思想背景学者、考古学家、新代表人物及主义学者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谁也不对谁客气的。会后高全喜老师撰文《是、教、主义的最大公约数》更是评论。

　　杨鹏（二）：君王垄断祀天权致研究枯竭

　　可以说，这种反复了人类文明的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杂糅，一种是两分，就是“绝地天通”。古人提出的两个命题，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整个文明形态的基本范式。 杂糅的本质是，神可以言，神和人可以对话。绝地天通的基本含义是神不再于，神不通过某个人自己，其根本正是神不再说话，这是核心。“天何言哉”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的共识，如庄子、韩非子、，还有其他诸子，都曾说过“天不言”，孔子讲得非常清楚。

　　天的让士人保持性

　　中国人的最高是天而不是

　　在中国文明中，和天同时存在。中国人后来基本上倾向于天的，而不是的。这个过程曾经有过很多次反复，这个反复不仅仅是在商周之际，在五帝时代就有。《尚书》中有一篇“吕刑”，《国语》中“楚语”，都讲到中国文明发生的过程中，有过一系列至关重要的事件，叫“绝地天通”。重要的是，“绝地天通”不是一次，而有多次。文献中至少记载了两次：一次发生在颛顼时代，另一次是尧，这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到尧舜时代，自觉的中国起步时，基本是天的，而不再是的。大约到了夏商之际，又有一个反复。到商周之际，又有一个反向的反复。

　　至于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发展，也不能说是离开孔子的过程。基本上还是按照孔子的敬天保民，这是的思想。面临现代的冲击后，很多人试图重建对的，有这方面的努力。康有为就是如此，不过他名义上说是建立孔教，实际上祭祀的中心是一个人格化的天，就是。孔子只不过是陪祀，以孔子来配天。前一阵子我仔细地研究了康有为的孔教，名曰孔教，但孔子是先知，的对象是。这与当时主流士大夫的完全不同，引起巨大震动，导致其的失败。的努力了他的。蒋庆、陈明在重复这样的努力，但内部对此有不同看法，我就不同意。

　　天不言 人的主体性很重要

　　跟这个相关联的是君师一体化，在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满清几个之外，没有哪个具有君师一体化的想法。这两个始终是分开的。都会自然地把“师”的角色让给士大夫，这是毫无疑问的。家中牌位，“天地君亲师”是分开的。不过，满清确有一两个有这样的倾向，为什么这样？因为满清皇室是异族，为了解决自己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他们对之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帝王。有了这样的，就逐渐成某种自负，满清对解经最为热衷，他们都有御制经注，这恰恰反映了其内心的焦虑。所以才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树立自己上的正当性。

　　天不言，礼就特别重要，也同样重要。在一个颁布律法的世界里，根本不重要，因为有绝对的规则，人只要按这个规则做就可以了。可在中国，不需要先知，但需要。先知是传达的话，跟先知对话（我的理解不一定很准确），是告诉摩西，摩西告诉大家，摩西记录说的话，成为律法。中国的天不会跟说话，必须去观天之道，制作人文，这需要本身具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对普通人来说，既然不能依律法而行，那他们的就特别重要。礼也特别重要，礼规范人与人之间，礼乐都是“本乎天”，都是天籁之音，有则之，制作为乐。

　　由此我们可以对两个文明类型推测出一系列的结论，也可以理解中国经典中的很多描述。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天视民视，天听民听”；“天聪明，民聪明；天明畏，民明威”。从这两句话的描述可以看出，有两个感官，一个是听，一个是看，但没有嘴，不说话。在中国经典中描述的多是看、听，而不说话。《诗经》里讲的，基本上是“监临”，从上看下来，基本上不说话。所以，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信天和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尽管他们都是最高的，但完全不同。而和天的根本区别在于，言还是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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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涛：没必要从中国历史里找出一个

　　天不言 人要依天而生以观

　　杨鹏（一）：儒释道各自的终极概念是天、道、心

　　在中国，尽管天不言，但人的生活仍然是循天而生的。但在这样的生活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非常重要，人的自觉非常重要。杨鹏讲的“自强不息”，这是中国文明的特征。因为并没有明明白白、切切实实地告诉你究竟怎么做，没有告诉你每一个事怎么做，人自己必须自己观察、行动，并承担责任。因此，中国人是特别有主体性意识的族群。这一点，在《吕刑》文本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杂糅时代，人是按照律法行动的。“绝地天通”之后，德行则变得重要了，观乎，人们循人文而行，这需要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