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尽管在阿富汗发动武装冲突确乎没有必要，但支持者构想“战争”必要性的方式为产生一种特殊的暴力推波助澜：对邪恶的打击。人们广泛接受的说法是，本·拉登的组织在9月11日毫无预兆地袭击了美国，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窝藏基地组织、拒绝交出其领导人，这使得美国的入侵成为必要的自卫行为。

　　诺伯特·埃利亚斯等学者提出的观点——现代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导致公民情绪的内化和受控——在我看来过于简化。这一观点显然无法解释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为何欣然接受民众要求报复“恐怖分子”（在美国爱国者的道德想象中，他们体现了最恶劣的人性）的呼声，也无法解释为何关塔那摩和巴格拉姆等地囚犯的遭遇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政治愤慨。对此事的漠不关心，源自于恢复美国刀枪不入状态的激情，这一状态被认为是美国国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2001年9月11日晚发表的全国讲话中，布什总统谈及“正义”和“战争”：“今天，我们的国家见证了邪恶——人类最恶劣的本性”，他接着向听者保证，尽管直接的行凶者已经死亡，搜寻行为背后策划者的工作已经展开：

　　“阿富汗战争”的批评者指出，恐怖分子能够而且的确在离美国更近的地方活动，9·11事件的大部分劫机者来自沙特阿拉伯，袭击是在德国策划的，因此，美国不会因为占领阿富汗而得到安全保障。讽刺的是，统治精英们从恐怖分子可能来自任何国家的说法中得出的推论是，美国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好准备干预每个国家。换言之，为了保卫美国，美国必须努力掌控世界；为了掌控世界，美国不仅要维护全球秩序，还要输出其价值观。美国并不像老牌欧洲国家那样致力于在军事上征服世界，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其（军事）“存在”，并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

　　我记得2001年9月18日在西班牙哈莱姆区（Spanish Harlem，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拉丁族裔社区）的一辆货车上看到的标牌，借它可以一窥强烈的民众情绪：“我们不想要正义，总统先生。我们想要战争。”显然，对写标语的人来说，战争和正义是相互排斥的：一个牵涉暴力复仇，另一个则与法律程序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