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试点开征的房产税还是空转多年的物业税，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我国现行的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下的土地出让金，与不动产保有环节税收存在一定的交叉地带，同时并行的性存疑；其二，与房地产有关的一切税收已经较为完善，若再为其立法，其他相关税种如何安置，尚没有清晰的思；其三，我国税制结构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设置。当经济总量快速膨胀，房产税又该如何担负起在财产保有环节调节收入分配，并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支配财力，有待更为缜密的研究。此三点决定了无论是房产税、房地产税还是物业税，在中国的立法推进和具体实施都还有一段较长的要走。

　　房地产税立法不能回避税种收入与支出的属地特性

　　不难发现，我国的房地产税如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很难回避这一税种收入与支出的属地特性，也难以绕过房产税特有的分税制属性。

　　此外，房产税是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如果将土地放在一边，只看房屋的价值，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不仅不会升值而且会折旧减值。换言之，真正的房产税税基是房屋连同其占有的土地，而非房屋本身。数据也可以佐证上述的判断。作为房产建设原材料之一的“土地价格”，2009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一 季 度 ， 全 国 平 均 地 价 累 计 涨 幅 达36 .3%。而过去一年，“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超过20%。土地价格的决定性作用凸显。

　　第二，房地产税与稳定税负的关系，合并重组房地产相关税收，避免重复征税。

　　征收房地产税存在争议

　　那么作为本轮起始点之一的房地产税研讨，该如何理解并怎么起步呢？

　　而更重要的是，房地产税立法调研应具有战略性的眼光，将关系发展的脉络清晰展现。如下三个方面有必要突出出来。

　　大多数国家将房产税列为地方税，我国房地产税也有此倾向，即立足于使其成为地方主体税种。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一个区域的居民而言，大多数公品或服务的供给来自当地。安全的社区治安、良好的卫生、便利的交通设施、优质的教育资源、贴心的医疗卫生服务和高效的行政办事效率都有成本。当然，也都需要付费。

　　房产税引发争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特有的土地出让金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与之对应的地方公品、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

　　这当中，房地产税的基础争议最大。

　　是不是当下中国不适合对个人住房开征房产税？过于简单地回答是或否，并不利于各方面真正认清房产税或房地产税的本质，也不利于说清楚这一税种的作用机理。大多数时候，弄清楚一项政策背后的基本事实往往比草率做出评判更为重要。所谓之光方才常青。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房产税起源于英国。工业化高速成长所致的地价上涨，令征税有了可能。美国建国之初的1792年，就有4个州开始征收房产税，而到了1798年财产税法将房产和土地分别课税，直至20世纪初，美国每个州都有了房产税法规。

　　准确说，与房地产有关的税收立法，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工作。过去几年，被寄予调控房价功能的房产税，曾引发全社会的大讨论。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庆对个人住房试点开征房产税。再往前追溯，又会发现，多年来关于物业税(此概念由和新加坡借鉴而来，意指以不动产的市场为基础，按年度征税)的探讨，也是相当热烈。当时一个很主要的目标是为地方找寻稳定的收入来源。

　　开征房产税存在较大的争议，立法推进和具体实施都还有一段较长的要走。

　　房地产税与居民迁徙制度有关联。我国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就要对要素流动特别是人口流动有所准备。经验表明，具备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和较高行政效率的地区很可能是吸引优质人才的重要因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这些公品或服务的有效供给，辖区内的房地产税将是主要的财力来源之一。因此，房地产税在财税的大背景下将可能具有较强的税收竞争乃至区域竞争的作用。

　　我国建国之初，政务院便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1950)，将房产税列为当时全国开征的14个税种之一。1951年8月，政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国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房产税与地产税就此合并为房地产税。可以说，将房地产纳入课税范围并不是新鲜事情。但需要明确的是，天下课税的商品或服务实在太多，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房产税被选中后就引发争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特有的土地出让金制度，但更为重要的是与之对应的地方公品、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