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面前，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与美国的抗疫不力和甩锅推责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各级政府坚持依法防控和科学防控，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迅速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成果。

　　与此同时，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具有智识的众多知名科学家在疫情蔓延中受到无端攻击。自2020年4月至今，包括美国防疫专家福奇博士、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局长里克·布莱特、英国科学家彼得·达扎克、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等在内的众多科学家，都因发表与政府相左的抗疫主张而受到攻击和打压。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经常出现打压科学家、打压专业意见的言论，这些反智主义的声音掀起舆论波澜，更有科学家因为不支持实验室泄露的观点而遭到网络暴力、日常骚扰甚至人身安全威胁。

　　如果说白宫新闻发布会彻底丧失了其本应肩负的权威信息发布的职责，那么美国众多老牌新闻媒体机构的涉疫报道则背离了其一向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2021年6月28日，彭博社发布“全球抗疫排名”，将美国排在第一，严重违背了美国是全球感染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国家的基本事实。对新闻真实的追求本应是新闻媒体的使命，但在疫情这一试金石面前，美国新闻行业的所作所为让美国民众对其信任度创下了历史新低。尽管很多美国媒体在其官方网站上打出“增益事实的力量”等口号，但其报道中存在的结构性偏见长期得不到纠正，信誉度已经受到重创。

　　美国不仅无法保障国内民众的生命健康，而且还给他国民众带来侵害。最近，美国在阿富汗穷兵黩武20年后仓皇撤军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经费支出最终落入了军工企业和财团的口袋。不论是美国抗击疫情失败，还是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其本质都是对人类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严重侵害。

　　美式抗疫中虚假信息的弥散带来了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方面，虚假信息导致新冠肺炎疫情与“信息疫情”叠加，引发社会动荡。“信息疫情”的概念最早由世卫组织专家提出，用以说明人们因为信息过多而难以辨别真实和可靠的内容。“信息疫情”会引发民众的心理恐慌，加剧社会矛盾，对科学的疫情防控和人们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显著危害。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传播直接影响美国民众和美国舆论对他国的认知。中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然而在疫情背景下，美国对华舆论变差，其国内政治根源在于，部分美国政客向民众传递了不正确和不准确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这些虚假信息成为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判断基础。

　　面对疫情的冲击，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美国抗疫失败的惨痛教训，是用数十万无辜鲜活生命换来的。它再次为全人类敲响了警钟——反智主义、政治极化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唯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汇聚众智，共同取得人类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但与此同时，美国一些人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疫情防控，一再将疫情政治化，不断制造虚假信息，助推新冠肺炎疫情与“信息疫情”叠加传播。

　　如果说反智主义是美式抗疫中虚假信息的生成原因，那么极化则是美国社会中虚假信息得以大规模传播的现实动力。极化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主要是指决策中表现出的极端化倾向，在群体交流过程中，如果有人支持自己的观点，或者与自己的观点相似，那么自己往往就会更加坚定自身的立场，同时采取更为极端的做法。在疫情冲击下，浏览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人们频繁交流着有关疫情的看法和观点，形成了若干个讨论阵营与群体，政治极化、意见极化、行动极化等问题充斥社交媒体平台。极化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还为科学化的疫情防控制造了重重人为阻碍。

　　美国政府本身即是虚假信息的推波助澜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主政时期的白宫疫情发布会，就是虚假信息传播的最大推手，“新冠是流感”“新冠会在天热时自动消失”“某某药物能够有效治疗新冠”等言论以官方发布信息的形态出现，极大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于新冠病毒以及疫情防控的正确认知。在关于美国首例病例确诊时间问题上，美国官方一直声称2020年1月21日是最早的确诊日期，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实际出现疫情的时间要远早于这一日期。

　　社交媒体是美国民众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途径，但面对社交媒体平台充斥着鱼龙混杂的信息，大量美国民众更显得手足无措。在疫情叠加后真相的语境下，看似海量的社交媒体信息实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恐慌。为了避免信息过载带来的恐慌，民众会基于用户画像、所属圈层和网络连接关系，形成特有的信息把关标准，这一标准并不与传统意义上职业记者对新闻真实的把关准则相一致。特别是在阴谋论的作用下，美国民众更倾向于认为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是不可理喻的，主流媒体的合法性地位进一步降低。加之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仅在2020年美国就有数十家新闻媒体机构宣布关停，新闻从业者被迫辞职或转行，不少人因此失业。

　　观察虚假信息的形成机制可以看出，反智主义与政治极化是导致虚假信息泛滥的直接因素，而虚假信息泛滥以及治理手段失灵的根源则是“散装美国”的制度性矛盾。

　　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来共同应对。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性困境在于，政策的制定者是为党派私利服务，而不是为了美国民众的根本利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党之间的矛盾、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矛盾、议员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冲突的升级。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020年美国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科莫多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抗疫中不作为，但他本人却因为瞒报养老院中的病人死亡人数问题而遭到调查。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尖锐地指出，美国民众对国家机构、政治生活以及个体的信任度都在急剧下降。

　　在此次疫情中，美国的反智主义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包括政府和部分民众在内都对科学防疫的要求以及防疫专家的言论持不信任态度，矛盾的焦点又表现在对是否戴口罩、是否接种疫苗等防疫措施的态度分化上。自有疫苗研发计划以来，美国民众对于接种疫苗就存在着太多分歧。曾有负责疫苗接种的美国医生向媒体透露，即便是那些愿意通过接种疫苗来避免染疫的人群，也不愿意让周围人知晓；在美国一些疫苗接种点，甚至不少人在接种疫苗时会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这种荒诞的心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反智主义在美国社会中根基之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