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非常喜欢“常识”这个词，认为常识是“从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频繁的实践中拎出来的，是深刻中的深刻”（3.5）。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作家纳博科夫却认为，“常识只是人们为思想惰性与庸俗所提出的自欺欺人的藉口”。不论怎样看待常识，不妨从“常人”角度审视一下方方的态度。假设员工张三是公司文宣主管，他不停给老板指出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但不是没有解决方案就是拍脑袋昏招，还不断宣扬负面情绪影响认真干活的员工。老板该怎么办？“常人”自然会有答案。国家也是所有成员的共同事业，如果有一群人指点江山，纵论国是却又置身事外，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把方方日记纳入“伤痕文学”也好，划归“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也罢，它在文学的认识功能上，是偏颇的；在教育功能上，是误导的；在审美功能上，是畸形的；因而在社会价值上，是不切实际的。

　　他们信守启蒙主义价值观，不断回到五四和八十年代试图强化其道义说服力，并期待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再“开展一次社会启蒙”，改造当代中国。因此，在面对政治现实问题时，其思考惯性是建构理性主义式的——如果当时……所以应该……否则就……，带有求全责备的完美主义和事后理性人的上帝视角；而不是实践理性主义或渐进理性主义式的——事实是……然后可以……还需要……，有着求真务实的达观主义和事前一般人的有限理性。

　　方方打完“美好的仗”，带着对新冠疫情“追责”一事愤愤不平的执着，暂时休息去了。日记的完结和出版，给了大众通过日记从整体上去认识其文、其事、其人的凭据和机会。作为读者，想通过对60篇“方方日记”的细致梳理，从文学、“实事报导”、政治、哲学（价值观、修辞术、历史观）四个方面去理解和认识其文、其事、其人。同时，对于围绕其日记的争论和批评，有必要超越意识形态“左”与“右”的无聊骂战，不妨把它看成一场公共辩论，正反双方都有众多支持者，以此为切口去发掘和思考当中隐含的问题。

　　对于这些文字，有一群教授、文人为它献上膝盖，甚至将它推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的高度；批评也不少，批其为“道听途说”，编造谣言，扩张恐惧；也有看似中肯的评价，认为它们“并非精准的新闻报道，而是给疫情中的读者以精神陪伴和鼓励，提醒和呼吁地方政府留心防控工作的短板，批评媒体报道的不到位”。

　　方方以“在场”作家身份介入新冠疫情的观察与思考，却对疫情的发生先入为主定性为“人祸”，对疫源地问题做模糊处理，这是对中国人民和对外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的构陷与诬蔑。至少，在科学得出结论之前，不能靠一个作家的文学想象和不负责任的记录来让中国人民背这个锅。这是原则性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与言论自由无关。方方做过记者和主编，兼有作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双重身份，被粉丝盛赞写“真人、真事、真情、真史”，擅长“独立思考”（3.18），还常把“实事求是”（3.5；此词共出现15次）挂在嘴边，在这一点上，她没有实事求是。

　　作为日记体的“实事报导”，方方在重大问题上的观察是不真实的，所谓批评和反思是不负责任的，记录是有选择性的，评论也是以偏概全的。

　　当然，对于一个身患疾病的65岁老太太和自称“普通市民”、“群众”的作家，不能太过苛责。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批评者和反思者，方方对于解决政治现实问题，既没有深度，也没有诚意，而且目光短浅，是一名优秀的“嘴力劳动者”（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