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封控反反复复，呵护就业仍需货币政策“活水”加持。5月20日，5年期以上LPR降至4.45%。这是自今年1月20日后，5年期以上LPR再次下调。

　　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投资机会？刁羽向记者讲解了他的判断，他以2021和2022两年时间点，更为细致观察房地产的动态变化。先是2021年9月以来，民营房企流动性危机加速扩散，先后有20余家房企出现债务违约或展期。进入2022年，房地产销售下行压力急剧加大，需求端调控密集放开，经历了以松绑公积金为主的政策微调阶段（1月-2月17日）、以不限购城市降低首付比例为主的市场化放松阶段（2月17日-3月1日）和以“郑州19条”为起点的“四限”全面放松阶段（2022年3月1日以来）。

　　“在需求侧，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给予了地方更大的因城施策放松空间，预计后续放松‘五限’的城市能级和政策尺度会进一步上升。在供给侧，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缓解房企现金流压力，在保竣工交付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协同平衡。近期不少二线城市开始为刚需和改善型需求松绑，放松‘四限’配合房贷利率下调短期提升了销售企稳的概率。”刁羽举例道。

　　到了2015年负债端从保险切换到银行，银行委外是主要体现方式，资产端则在城投之外分化出地产债和产业债，尤其是2015年下半年，伴随着公司债发行制度改革出现的地产债，成为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投资标的。反映到宏观基本面，这一轮跌宕起伏的地产周期与资本市场的变化遥相呼应。

　　“由于贸易失衡加剧、通胀加剧和供应链中断，美国一季度GDP环比年化增速为-1.4%，是自2020年年中以来的首次转负；美债2年期、10年期收益率倒挂也已经在4月亮起了红灯。美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排在东盟和欧盟之后，2021年中国累计对美国出口3.72万亿元，同比过去一年增长19%。”刁羽谈到。

　　他将这个方法论比喻为——夏天穿短袖，冬天穿羽绒服，“市场5-6年往往会发生一次切换，每个阶段都有最具性价比的资产，不同资产有不同的估值和基本面特征，因此在具体策略和操作上，我也会应对资产端的变化做出调整。”

　　对应不同阶段的负债端特征，基金公司的解决方案也会相应变化。2003年-2009年和2009年-2014年这两个阶段，公募基金产品是对接散户和保险资金更合适的解决方案；2014年-2021年这一阶段，专户产品更适合对接银行委外需求；从2021年开始，负债端的市值化转型，又让公募基金产品成为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在投资管理目标上，刁羽是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尽量控制回撤，在市场较好的时候能跟得上；在投资策略上，刁羽选取的是估值轮动的政策——把组合分成几个部位，每个部位具备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再根据市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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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安悦一年定开债近期发行，显然意味着“隐藏固收大佬”刁羽又重回公众视线。 近日极为低调的刁羽接受了财联社记者的专访。采访中，刁羽总结了多年对固收投资规律的理解，即每隔5-6年会发生一次负债端和资产端的切换，而背后的逻辑是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换挡。面对这种切换，他在具体策略和操作上，也会应对资产端的变化做出调整。

　　“在过去十多年的投资实践中，不论是管理公募基金还是专户产品，我的投资理念、方法论再到具体的投资策略和操作上都保持了一致性。”刁羽称。

　　“从历史上看，美国制造业和消费品的需求回落对国内出口相关的制造业产出有直接的影响，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下滑也会抑制制造业的扩产改造等相关产能投资需求，降低信用创造的乘数效应，进而影响宽信用政策的效果。”刁羽表示。

　　远离了“人声鼎沸”，也许让刁羽更从容观察市场。据刁羽多年观察，固定收益投资存在一个规律，每隔5-6年往往会发生一次负债端和资产端的切换，而背后的逻辑是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换挡。而且，负债端变化领先于资产端，时滞大概是1年至1年半。

　　总结来看，美联储加息一方面影响到国内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另一方面抑制与出口相关的工业生产部门的投资需求，对国内宽信用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未来联储加息和缩表放缓之后，人民币汇率逐渐稳定，货币政策重新获得空间，同时外需下滑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减弱，信用环境会逐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