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一个城市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因缺水而被废弃的例子历史上屡见不鲜，古代西域三十多座城池如今淹没在风沙中，因水而兴的城市更常见，但水量丰盈也可能带来新的困扰，如水城威尼斯因水而生，但如今被水位过高、洪水频发所困扰。在某个气象周期中推动城市繁荣的因素，在另一个气象周期中则可能成为困扰因素，大到整座城市，小到新居住区、开发区、工业区，其规划和建设对长周期的气象变化因素都应该有所考虑。

　　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夏季降水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存在周期性摆动，最近一个“南多北少”周期出现在1980-2010年。据统计，1980年代以来华北平原上有21条大河断流，水位不断下降乃至见底的水库数不胜数，因为生活和生产需要开采地下水还导致整个华北平原形成一个触目惊心的大漏斗，南水北调工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议和实施的。

　　近几年华北、西北、东北、中原这些传统上属于干旱地区发生洪灾的新闻见诸媒体的次数明显上升，其中一些极端案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如2012年北京市区的7·21特大暴雨、2016年北京7·20暴雨、今年7月15日塔克拉玛干沙漠大洪水。前述两次暴雨地区的很多人表示一生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和其它通常认为是南方多雨地区出现旱情新闻则明显增多，南方大河的上下游地区前些年曾围绕水资源产生过矛盾，今年长江流域、广东、台湾又出现旱情，台湾旱灾甚至达到了50年一遇。

　　然而，“北旱南涝”格局大约10年前开始发生变化。数据显示，1999～2007年北京连续九年干旱，2008～2020年连续13年多雨，后者降水量平均值为570MM，前者仅387MM，平均降雨量增加了47%。华北平原呈现大河复流、水库喝饱的景象，西北黄土高原纷纷披上绿装，千百年来浑浊的黄河水也罕见地变得清澈起来。

　　第三就是工矿生产、产业布局应该更多地考虑气象因素。地下水位上升后北方地区矿业生产可能面临哪些变化，需要考虑。华北平原人口密集，城市布局原来主要考虑生活和生产的供水问题，现在则可能要更多地考虑排水问题了，正在建设中的雄安在这方面也应该有所预备。

　　首先，不论是北方的防洪，还是南方的防旱，都应有一个长期规划，北方不能因为洪水“少见”就把它视为意外，而应该把它视为一种常态，北方防洪南方防旱在资金、物资、人员各方面标准都要有所提高，以适应新的周期变化。除了政府部门防灾能力要提高，还应该开展相应的公众教育，让民众意识到气象周期性变化的潜在冲击，增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力。

　　虽然气象规律不像物理、化学规律有那么强的确定性，也很难通过受控实验来找到完美解释，但降雨量的长周期性变化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这意味着北涝南旱可能不只是某一年的偶然，相反，它可能是未来多年的一个趋势或常态，这对经济活动又有哪些启示呢？我们如何趋利避害呢？

　　今年夏秋发生的两场特大洪灾备受关注：一是7月份的郑州洪灾，一是10月份的山西洪灾。灾区人民生活的困难和严重的经济损失牵动全国人民的心，但这两场洪灾也让普通人十分疑惑，它们不是发生在传统多雨灾的南方，而是发生在印象中少雨干旱的北方，一向给人干旱印象的华北和中原为何暴雨不断？这些大洪水背后有没有共同的气象规律在起作用？

　　其次就是城市建设标准应该有前瞻性，北方应该有更高的防洪标准，南方应该有更充足的抗旱应急措施，不论是河流、道路、城市排水设施，还是社区、村庄规划和建筑物，都应该更多地考虑到以前基本忽略的气象风险。以北方为例，以前50年一遇的防洪建设标准很可能变得只能抗御十年一遇的灾害，一些工业与民用建筑、地下设施等以前考虑洪水因素较少，现在可能要改变。缺乏前瞻性会给后续工作带来困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淮河以南不提供集中供暖，这一官方技术规范在人们对生活舒适度要求提高和气温波动加大后已不太合时宜，但改变起来难度又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