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制度就是只要敲响登闻鼓，皇帝就得无条件接见治下臣民。被柴寡妇搅得头疼的宋真宗，只能将柴氏的诉讼发给御史台跟踪审理。

　　尽管宋朝对于夫妻居丧期内婚嫁并没有特别严厉的限制，但前不久向敏中当众拍胸脯的场景，宋真宗还历历在目。

　　眼见当事双方谁都不要脸面，宋真宗也哭笑不得，只能让御史台及开封府循例公开审理此案，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参知政事地位等同于副宰相，位高权重。后世史料也称，张齐贤“四践两府，九居八座，晚岁以三公就第，康宁福寿，时罕其比”。柴氏找的这个“二婚”对象，各项资质都相当不错了。

　　向敏中也没落得个好下场。他的宰相职位被撤了，与张齐贤类似，被皇帝罢为户部侍郎，离开中央，出知永兴军。

　　同时，为了保障再嫁妇女的权益，在宋朝的“婚姻法”中，还有妇女和离或寡妇再嫁时，带走自己的嫁妆及婚姻存续期内名下财产的说明。

　　据史料记载，薛惟吉卒年仅42岁，柴氏为薛惟吉的续娶之妻，大体上可推测出柴氏当时正值年富力强的岁数。所以，没能顺利把自己再嫁出去，柴氏颇为气恼。

　　不过，一边是宰相后代，一边是当朝副相，寇准也感到棘手，只能循例将此案递交宋朝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由其转呈御前，请皇帝亲自处置。

　　原来，薛安上的父亲薛惟吉并不是名臣薛居正的亲生儿子。当年德高望重的老宰相，在名利、事业双丰收之时，婚姻却出了大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薛居正是出了名的“妻管严”。由于正妻薛夫人善妒、无子，薛居正悲催“绝后”，只能从族中寻得一养子薛惟吉继承家业。

　　很明显，在财富与爱情面前，张齐贤大概率是更喜欢前者的。薛家祖产到底有多丰厚，史书上没有记载。但能引起当朝参知政事父子双双侧目，想必是很不少。至于柴氏嫁过去后，能否收获人生中的另一段幸福，谁也说不准，但它也不是本案的重点。

　　最终，参知政事张齐贤被罢职出京，转任太常寺卿，分司西京（洛阳），其子张宗诲则从太子中舍变成了海州别驾，到地方上给刺史大人打打下手。柴氏则被朝廷处以“罚铜八斤，勒令退还薛氏财产”的重罚。

　　宋初实行“两府三司制”，在皇帝之下，朝堂设有同平章事、枢密使、三司使，分管政、军、财权，而参知政事为同平章事的辅官。向敏中与张齐贤的出缺，实际上导致了主管行政事务的门下省任事者人数不足。

　　一名寡妇为争家产和再嫁，与满朝文武以及威严的皇帝共处一堂。这在前朝，是闻所未闻的奇葩之事。

　　当时的理学家程颐事后说，张齐贤和向敏中两个宰相不顾颜面，争娶一个寡妇，无非是因为柴氏坐拥“十万囊橐”，巨有钱。

　　薛安上是宋朝故左领军卫大将军薛惟吉的儿子。说起他的爹，可能大伙都不太熟悉。但他的爷爷薛居正，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不仅长期官居宰相，主持编修了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还为宋朝皇帝所器重，死后配飨宋太宗庙庭。可以说，在当时的天下，薛家绝对是权贵顶流。

　　薛惟吉当时就跪在旁边，一听皇帝这么说，还以为朝廷准备收回薛家的“恩典”，吓得赶紧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这次，接到寇准和御史台的奏报，宋真宗象征性地找来了个小官，要他先去了解一下薛安上与其继母柴氏之间的事情。

　　而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学富五车的士人相结合，便带动了社会上的“厚嫁”之风。“婚姻论财”由此成为宋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不管嫁娶双方身处市井阶层亦或是皇亲贵胄，金钱往往是两家能否顺利结合的关键。

　　作为宋朝的京畿首府，开封府与历朝历代的首都一样，治下的权贵大多有“京圈”背景，不太好惹。因此，开封府尹也被赋予相当的权限，除了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更是王朝储君、重臣们视之为“政绩跳板”的历练岗位。

　　柴氏当场控诉说，想利用薛家祖产谋利的不止她一个，薛家不肖子薛安上以及在其背后撑腰的宰相向敏中，皆有这份“祸心”。

　　面对这样的尴尬，向敏中当即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绝对没有迷人财色之意。他说，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前不久刚刚去世，接连丧妻，尚在悲伤中。柴氏如此控告自己，简直就是毁他声誉，并践踏陛下的尊严。

　　正如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洛倫茲所提出的“蝴蝶效應”，誰也不曾想到，看似胡攪蠻纏的柴氏寡婦，竟然是締造宋遼百年和平時光的那只“蝴蝶”。

　　可以想象，当宋真宗与满朝文武在商量国家大事时，一名寡妇旁若无人，哭哭啼啼上殿跪求皇帝为其做主的场景有多么尴尬。

　　按照惯例，宋朝皇帝的圣旨下达后，需要在翰林院留下圣旨文书，以备日后核对。接到圣旨撰写任务的翰林院学士宋白与向敏中亦有过节，在起草诏书时，宋白特地狠下手笔，将欺君之罪写成“对朕食言，为臣自眛”之语。

　　皇帝发话，加上之前扳倒张齐贤父子的战绩，御史台这次办案顺利多了。经过质询，御史台发现，王嗣宗反映的线索属实。

　　结局不难想象，当宋真宗听到这么一段话后，火气该有多大：敢情之前在朝堂上，他是被向敏中当猴耍了？

　　向敏中位高权重，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知道薛家子弟不学无术，便诓骗薛安上走非法渠道，将薛氏祖产神不知鬼不觉地过户给他。柴氏称，自己与继子薛安上对簿公堂，目的是要阻止其变卖薛家祖产，维护皇帝当初诏令薛家祖产不得变卖的规定。

　　爆猛料当然得有事实根据。据柴氏交待，在她还未确定要与张齐贤共度余生前，向敏中曾亲自上门向其求婚，并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柴氏嫁给他，下半辈子就不用愁。前提条件是，柴氏必须携带薛家祖产嫁入向家。

　　宋代女性普遍比后世自由。尽管后来程朱理学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在宋朝初年，对于寡妇们的改嫁，人们大都予以支持。甚至宋朝初年的律法中，还有明文规定，夫死妻欲守丧者，其祖父母、父母有权令女儿强行改嫁。

　　關鍵時候，寇准力挽狂瀾，力勸宋真宗親征，最終促成“澶淵之盟”的締結，換取大宋與北方政權逾百年的和平歲月。

　　向敏中虽出身不高，但在柴氏出现以前，他已先后娶过三任妻子。在他的“亡妻”名单中，不乏官宦女子的身影。其中，他的第二任岳父张去华，是宋朝的第二位状元。柴氏案发时，张去华也在朝中任官，颇受皇帝赏识。张去华生子十人，幼子张师德跟他一样考中大宋状元，其他儿子也多入仕当官，在当朝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随着“婚姻论财”风气的蔓延，以利益为先的婚姻，变成了各大家族的长线投资。只要商人瞩目的士子能发奋读书，考取功名，进阶做官，即便该商人赔上女儿的终身幸福，这笔买卖也是值得的。同理，若为官士人能在俸禄之外获取更多的合法收入，礼仪道德皆被视为次要的、虚无的。

　　通过传召薛氏仆人，办案人员还发现，柴氏早在丈夫去世前，就在张齐贤父子二人的教唆下，私藏了一笔金银财富，总计约价值两万缗（宋制，一缗即一贯，一贯为1000文铜钱）。按宋朝的婚姻法规定，这笔钱便是在婚姻存续期内女方的私有财产。即便此后柴氏一步步私吞薛氏祖产的阴谋流产，这二万缗巨款，柴氏依旧可以合法卷走，成为张氏名下夫妻财产的一部分。

　　▲宋人认为，商人与士人的结合，可以实现阶级跃升。因此，榜下捉婿成了一时风尚。图源：影视截图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向敏中的亲家、曾与其同朝执宰的重臣李沆去世。半年後，另一兩朝股肱、三度爲相的呂蒙正也告老還鄉。不久，畢士安也病倒了。在朝廷再度陷入“用人荒”的同時，遼國趁機大舉入侵。

　　事有凑巧，就在御史台决定审理柴氏控告案时，盐铁使王嗣宗上奏宋真宗，宰相向敏中罪犯欺君，应予严惩。

　　由于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是宋真宗的堂姐夫，想尽快得知真相的宋真宗，便派人去召王承衍的妹妹、当事人王氏入宫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向敏中确有与王氏商量过婚嫁之事，只是目前还未到纳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