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组织内部国之间制度差异较大，但却突破了不同制度对国际合作的，通过有效协调彼此对外政策，实现了互利共赢，从而保障了组织的顺利运行，树立了不同、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和文明背景的国家超越差异、全面合作的典范。2017年，上合还批准两个矛盾重重的南亚大国印度与巴基斯坦成为国。相比于1970年代成为七国集团（G7）延续了半个世纪的保守、封闭，上合组织的、包容更令人尊敬。

　　近年来，上合组织对、极端主义与主义的极大扼制，推动了中国安全的营造。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代表的暴恐在我国活动，境内外“”组织超过50个，包括制造爆炸、进行暗杀、投毒、纵火、袭击和机关、建立秘密训练、筹集和制造武器弹药、策划与组织骚（暴）乱事件、营造恐怖气氛等，自1990年至2001年，“”在中国新疆制造了200余起恐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这些暴恐以教极端思想为指导，以为手段，以国家为目的，对生命财产、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构成了严重。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是中国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成立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新时代提出的“一带一”与上合组织的覆盖区域高度重合。得益于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多年互动积累的互信，中国与其他国可就如何参与“一带一”建设进行协商，并拟定和启动具体的双边合作项目。目前，“一带一”实施更多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避免了相互竞争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中国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与哈萨克斯坦部署《2025年前战略》和“之”计划、与乌兹别克斯坦提出“2015-2019年生产本地化纲要”、与吉尔吉斯斯坦已完成《2013-2017年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塔吉克斯坦实施《至2030年国家战略》、与蒙古国提出“草原之”战略、与印度实施“季风计划”都实现了相当大程度上的对接与与合作，削减双边合作中额外的交易成本，可使各方在推进战略对接的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让中国交了许多新的“铁朋友”，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更高，让中国人界上变得更受尊重。

　　毋庸置疑，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既有一些之前尚未解决或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老问题，也有首次扩员后衍生的新问题。然而，鉴于上合组织在过去17年中一直是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实现不断发展的，以及国在合作过程中积累了较高的互信和丰富的互动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合组织能够利用各种已有机制或创设新的机制（如冲突解决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保障组织不断向前发展。

　　上合组织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与各国双边关系实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与升级，并促使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据统计，中国与中亚国（哈、吉、乌、塔）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2.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90.38亿美元（2017年中哈双边贸易额为180亿美元，中吉双边贸易额54.48亿美元，中塔双边贸易额13.70亿美元，中乌双边贸易额42.2亿美元），增长约55倍。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双方贸易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之后双方贸易额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同时，在教育、体育、旅游、环保、艺术、卫生等各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国多次成功举办艺术节、音乐节、青年节、教育周等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并建立网络式育空间（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对夯实上合组织发展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对中亚是陌生的，甚至还长期停留在西域的历史记忆中。苏联解体后，中亚诞生了许多新国家，如何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件难题。因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酝酿与成立，从2000年到2011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高层互访次数达150次， 2011-2015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高层互访次数有39次。自2013年以来，两国元首会面近30次。如此频繁的高级别会晤，促进了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增进了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情谊，有助于化解国间的矛盾。

　　1996年，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开始解决五国边界问题。1997年4月24日，“上海五国”举行第二次元首会晤，签署了五国关于边界裁军的协定，逐渐增进了、中国与中亚的互联，最终在此后几年里完成划界和实现边境安全，使中国西北上万公里的边境驻军渐渐地降到了最低水平，大大降低了中国的国防成本。试想，如果中国西北长期重兵，广大内地与沿海地区21世纪以来的高速发展有那么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