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保证。人民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从这样一个本质特征出发，党的十八大把“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首要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无论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还是增进人民福祉的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都离不开完善的法治作保障。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运用法律武器和法治手段遏制和消除社会不公正和侵犯人民群众权益的现象，同时提升广大人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觉悟，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幸福安康。

　　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将依法治国内在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范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方针；党的十五大明确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两年之后，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成为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根本遵循；经过不懈努力，到2010年，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最本质的特征。正如《决定》深刻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怎样才能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党执政兴国的宗旨与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一致性，充分发挥法治在党执政兴国中的根本保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同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我们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不断探索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飞跃的过程。由“人治”到“法治”，这是一个巨大飞跃；由“法制”到“法治”，这也是一个巨大飞跃；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更是一个巨大飞跃。《决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全一致的，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过程。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断走向定型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永远充满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依法治国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加快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步伐。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任务；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隆重纪念我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捍卫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两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这些战略部署和重要论述，明确界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深刻揭示了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是我们在新的历史征途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指针和根本遵循。

　　总结历史、着眼未来，党的十八大鲜明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伟大纲领，强调“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鲜明标志，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的重要体现。

　　作为现代民主化和法治化相统一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法治建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党在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从一开始就将加强法治建设提到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设计和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为此，他明确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什么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要特别强调法治？邓小平尖锐指出，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和领导制度中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并且“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因此应该特别注重民主和法制建设。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切中时弊、鞭辟入里，虽然讲于30多年前，但今天重温，仍然令人振聋发聩，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