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劇本殺”已成爲年輕人線上線下社交娛樂的重要方式之一，但隨之而來的是，“劇本殺”行業中盜版、盜本、洗稿等著作權侵權問題頻發，對玩家體驗和行業自身發展都造成不利影響。有的作者將自創劇本全稿寄給發行方，但只收到了對方未蓋章的保密協議，後被對方注冊版權並預售。一些店鋪宣稱官方正版授權，而一本劇本的售價僅有幾元。（《法治日報》4月9日）

　　而在降低維權成本這件事上，現有狀態仍需改觀。目前來看，導入知識産權商業維權模式，或許是一條相對可行的道路。通過知識産權商業維權，可以協助著作權人進行維權索賠，並解決訴訟前期的成本問題。當權利人外包後，由對方承擔相關費用，權利人獲得侵權賠償分成。不過，這種模式也面臨“訴訟敲詐”的指責，需要加強規範引導。

　　建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可以集合衆多會員的版權，通過“一攬子”授權方式，爲使用者解決海量作品授權問題，繼而代表衆多會員進行集體維權。這種維權模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會個體維權成本，解決衆多著作權人與使用者的版權糾紛。據報道，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個人會員已達4萬多人，團體會員數百家，各協會收取的版權費都有較大幅度增長。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劇本殺”創作者走集約化維權道路的可行性。

　　要破解這一困局，增大違法成本，降低維權成本是最大的關鍵。多年來，針對侵權盜版現象，業界一直在呼籲提高侵權賠償額度，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值得肯定的是，從2019年中辦、國辦頒布《關于強化知識産權保護的意見》，到2020年最高法發布《關于全面加強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的意見》，推動了構建懲罰性賠償制度。修改著作權法，正式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後，可以適用賠償數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將法定賠償額上限由50萬元提高到500萬元，應該說已經增大了違法成本。

　　保護著作權離不開立法、司法、執法等多種手段。要爲創作者“撐腰”，新形態的知識産權更應創新維權方式，擺脫盜版陰霾。與此同時，作者本身也應增強依法維權的意識，進行版權登記，留好創作證據。唯有如此，才能在遇到侵權時不吃“暗虧”。

　　面對侵權，創作者並非絕對無能爲力，法律也賦予了他們維權的途徑和方式。不過，在現實語境中，的確鮮有創作者訴諸法庭維權，而成功的維權事例也不多。究其原因，一些創作者既沒有版權登記，也沒有電子存證，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被侵權時維權困難，但一個更加真實的原因是，版權維權周期長，且成本不菲，而單個劇本的價值不高。如果有維權的精力和時間，結果還不甚明朗，倒真還不如另外寫個劇本“回血”。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盜版肆虐的尴尬局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創作者一方的弱勢地位。客觀上看，隨著行業的火熱和大量創作者的湧入，“劇本殺”的發行方逐漸占據主動權，收稿時往往只接受全稿，還會附加各種限制。盡管創作者可以簽訂保密協議，讓劇本不至于被“鯨吞”，但現實情況是，發行方往往拒絕“白紙黑字”，創作者只好“忍氣吞聲”，繼而便是一番暗中運作，讓他們的智識勞動成果化爲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