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可見，東部地區在文化多樣性國際認可度、地標景觀國際影響力、傳統文化國際認可度等當代和曆史文化城市對外展示度指標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則分別在曆史、當代文化方面各有特色，這些具有較長時間穩定性的指標反映出不同地區和城市在對外文化展示方面的積澱。

　　第四梯隊包括甯波、大連、鄭州等3座城市。這一梯隊城市均爲區域政治、經濟中心，在城市對外交往上具有一定特色，但或是缺少經濟開放和對外展示方面的綜合發力，或是城市經濟開放度沒有轉化爲擴大對外交往的驅動力，具有較大提升空間。

　　第三梯隊爲城市對外展示度支點城市，一般僅在個別城市對外展示度指標上具有初步影響，如鄭州、甯波具有入選世界自然遺産或世界文化遺産的成果。

　　第三梯隊包括深圳、重慶、武漢、西安、廈門、青島、天津等7座城市，9個國家中心城市有4個在本梯隊。7座城市各有特色，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城市經濟開放度、城市對外展示度上或是均衡全面發展，或是有多項指標發展水平很高，成爲對外交往影響力較強的城市。

　　在進出口和利用外資上，由于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從而在全球産業鏈中獲得相對優勢，14座主要城市平均分別增長21%、12%。

　　研究顯示，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城市對外交往影響力的重要因素，二者具有很強的相關性，總體處于同步增長狀態。

　　城市經濟開放度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具有很強的正相關。其中，上海、深圳、廣州、北京等構成了第一梯隊的城市經濟開放度中心城市，是中國面向全球經濟的“代表隊”。第二梯隊城市經濟開放度節點城市由重慶、廈門、武漢、成都、天津、西安組成。其他城市構成了城市經濟開放度支點城市。

　　城市經濟開放度是對外交往中受疫情影響最爲明顯的方面，但是因不同城市疫情精准防控效果和對沖疫情經濟政策的差異而影響不一。

　　值得關注的是，14座城市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形勢下，積極拓展多種形式的外事活動。2021年外事活動頻次與2020年相比大多都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外事活動均值約達26次，同比增長52%。其中，廣州、成都、重慶、天津等城市外事活動頻次數量靠前，較好地把握了疫情防控與對外交往的平衡，而部分東部、中部基礎條件更好的城市相對發力不夠。

　　城市對外展示度節點城市主要包括位于中部的武漢，位于東部及南部的深圳、青島、廣州、廈門、天津，位于西部的西安、重慶，這些城市或是在當代文化或是在曆史文化上特色鮮明，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知名度。

　　城市經濟開放度不僅反映了不同城市涉外經貿的質量水平，也體現出疫情背景下不同城市通過精准防控把握經濟社會平衡發展的能力。

　　第二梯隊包括廣州和成都。兩座城市均爲國家中心城市，各有特色，廣州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和城市經濟開放度上處于一流。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越發達往往意味著更加緊密的海外經濟聯系，同步也會促成更密切的政治、文化交往，而更加緊密的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也會帶來更多的産品出口、商業投資等機會，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監測發現，上述城市在中國城市對外交往中處于前列，具有一定代表性，對中國城市對外交往影響力評估具有樣本意義。

　　在城市經濟開放度具體指標中，受影響最大的是涉及疫情期間人員往來限制的涉外旅遊業規模和境外遊客吸引力。有數據統計的城市這兩項指標2021年比2020年雖有小幅上漲，但比疫情前降幅較大。

　　值得關注的是，成都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和城市對外展示度兩個維度上表現突出，爲其他城市在對外交往方面取得突破提供了路徑和思路。

　　研究顯示，14座城市在城市外交活力度方面發展水平相對較爲均衡。其中，北京、廣州、上海屬于城市外交活力度中心城市，分別代表了首都、華南和華東地區的全面發展水平。成都、重慶、西安三座西部城市組成了外交活力節點城市，反映出把握“一帶一路”倡議發展新機遇帶來的強大動能。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省會城市和經濟發達城市構成了城市外交活力度的主要區域支點，如華僑衆多、海外聯系密切的廈門、長期連接東北亞的青島。

　　報告顯示，14座城市在對外交往影響力方面表現差異較大，可分爲四個梯隊。第一梯隊爲上海和北京，兩座城市均是與海外政治交往密切、經貿聯通發達、文化交流繁榮的中心城市，具有全方位的對外交往影響力和重要的國際化功能。

　　城市作爲國際交往的主體、跨國合作的紐帶、全球治理的前沿，近年來在塑造中國形象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該報告選取9個國家中心城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共計14個城市作爲研究對象，對其對外交往影響力進行評估，旨在助力國家對外交往中心建設，推動城市外交成爲大國外交重要一極。

　　城市對外展示度中，成都憑借西部地區自然曆史景觀和多元文化活動，與北京、上海共同跻身第一梯隊，成爲城市對外展示度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