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六亲不认，真的查封了扬子公司，了孔令侃。只是，他太低估的能量了。

　　彻底崩溃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自己“气得脸色煞白”，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

　　然而，平稳的之下，暗潮汹涌。

　　第二天，各大刊发币制的消息和详细方案，《中央日报》撰写了，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严厉了蒋经国，随后出面会见上海，为扬子公司。这一幕之后，上海局出面召开记者会，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给其披上了外衣，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骑虎难下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李国兰，一个叫杨淑瑶，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即扬子公司。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没有人敢举报。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据说，正是杜月笙手下人搜集的这些。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但是币改尚未公布，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股市，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老虎没被打着，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场”。

　　金圆券对国民的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百姓20元直涨至2000元。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