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你好，李煥英》的笑中帶淚、溫情脈脈不同，《我的姐姐》所代表的是影視劇以嚴肅冷峻的創作態度去思考、審視親情所包含的責任、義務及其所關聯和折射的社會問題這一創作取向。《我的姐姐》講述了通過研究生考試的姐姐在父母出車禍雙亡之後，必須在和男朋友一起追求幸福生活與撫養弟弟之間進行抉擇的故事。創作者在展現血濃于水的親情同時，也反映了重男輕女、道德綁架以及“二孩”家庭等社會現實問題。持相同創作取向的，還有聚焦家庭教育問題和探討父母職責話題的《陪你一起長大》《小舍得》，反映代際關係和養老問題的《八零九零》等。

　　親情類影視劇相較于其他題材類型創作而言，最為重要也是最獨特之處在於從對親情的刻畫出發傳達主題。《你好，李煥英》和《我的姐姐》也代表了兩種親情類影視劇獲得市場成功的兩種不同傳播路徑。前者對“母愛”這一人類共通的情感進行提煉和表現，用自己的成長、對父母輩的理解作為普泛的戲劇基礎，以觸動觀者心底最柔軟的部分，達到電影敘事與觀眾之間的對話和共情。從這個角度而言，故事中的賈曉玲就是每一個觀影人。這種代入感和認同感，是作品取得市場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樣是表現母女情的電影，《又見奈良》講述的是戰爭遺孤的問題。片中的母女沒有血緣關係，卻有著跨越六十年的感情維繫。這種深沉細膩的親情故事用情感的力量滋養著觀眾的心靈，讓人們獲得了精神上的疏導和認同。

　　因此，影視劇如何更好地表現親情，傳播正確的親情觀和家庭觀，從而引導家庭更好地順應時代的發展，是影視劇生產者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在此過程中，創作的取向可以發展、可以細分，成功的路徑可以變化、可以豐富，但親情類影視劇的創作發展必須要基於生活、基於現實，反映生活、反映現實，不懸浮、不誇張、不過度煽情，不能激化矛盾，不販賣焦慮。唯有堅持如此，才能真正發揮親情類影視劇凝聚共識、疏導情緒和療慰心靈的功能。而這也是對所有現實題材電視劇創作的要求。

　　近年來，隨著產業鏈的日趨完善，話題行銷成為越來越多影視作品走市場道路的必然選擇。很多現象級影視作品都會設置契合當下某種受眾心理的社會議題，以引發廣泛的輿論討論和社會關注。《我的姐姐》也不例外，該片在展現親情故事的過程中，對親情之中可能會存在和連帶的社會現實問題進行深描，以激發觀眾的思考。除了社會上一直存在的重男輕女問題之外，近年來出現的“二孩”家庭增多以及其所帶來的各種深遠影響，也通過電影極致的情節設定表現了出來。採取同樣話題行銷策略的還有《小舍得》。該劇關注的是小升初的教育問題。當“雞娃”成為一種社會現象時，表現其給社會、家庭以及親情帶來的一系列影響的影視劇，就擁有了廣闊的討論空間，為電視劇打下了堅實的受眾傳播基礎。

　　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位，親情是它最穩固的黏合劑。家庭的穩定發展、幸福和諧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發展息息相關。我們不僅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更要注重家風。

　　親情容易喚起人們的心靈共鳴，激發大眾的強烈情感，所以一直以來都是影視劇呈現的重要內容。這兩年，親情類影視劇創作尤為搶眼，無論是創造了票房神話、賺取無數人眼淚的電影《你好，李煥英》，還是引發輿論廣泛探討的電影《了不起的老爸》《我的姐姐》，電視劇《小舍得》《以家人之名》，都植根于現實，深挖國人普遍的情感需求和生活境遇，試圖通過影像對親情的描繪傳播正能量，以發揮影視劇凝聚價值共識、療慰百姓心靈、疏導社會情緒的功能。

　　在眾多表現親情的影視作品中，電影《你好，李煥英》和《我的姐姐》頗具代表性。這兩部作品共同的特徵是關注親情，卻顯示出親情類影視劇兩種截然不同的創作取向。前者是以幽默、溫情為主打，講述了一心想要成為母親驕傲的賈曉玲剛考上大學，就遭遇母親意外離世的打擊，在大喜大悲之中穿越回二十年前，與青春年少的母親李煥英相遇共處的故事。電影以“母愛”為主題，講述母親的奉獻和付出，也訴說“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用思念和愛感動觀眾。與《你好，李煥英》採用相同創作策略的影視劇，還有表現抗癌家庭父母之愛的電影《送你一朵小紅花》，講述一對父子在馬拉松運動中實現溝通、相互理解的電影《了不起的老爸》，以及電視劇《生活萬歲》《媽媽在等你》等。

　　如果說《你好，李煥英》展現的是親情無私奉獻的一面，代表的是親情類影視劇對親情正面刻畫的話，那麼，《我的姐姐》則從側面表現了親情可能給家庭成員帶來的困境和難題的一面。不可否認的是，兩部電影實際上都有讓人感動的成分，無論是母女情還是姐弟情，都在細節的把握中讓人感受到血緣和親情帶給人的巨大觸動。與此同時，兩部電影也都反映了現實問題。無論是《你好，李煥英》所表現的主人公對自己生活態度的反思和對母親人生抉擇的理解，還是《我的姐姐》所反映的姐姐生活中的具體困境和內心掙扎，這些作品在審視現實和訴諸情感的同時，又選擇側重其中一個方面進行重點渲染，兩種創作取向都取得了不錯的藝術效果，使親情類影視創作彰顯出豐富多元的藝術面貌。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及之後的疫情防控常態化，讓人們比以往其他時候更加認識到親情的可貴和家庭的重要。正如電視劇《小舍得》結尾處，在疫情衝擊下，親人重新審視彼此之間的關係，認為什麼都沒有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更重要。可以說，親情類影視劇之所以獲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很大程度上是此類影視劇對後疫情時期民眾心理訴求的回應和精神需求的滿足。

　　親情類影視劇的優異表現，實際上細化了家庭倫理影視劇的類型——以親情為中心和內核，用一種相對而言比較小的切入口和並不過於複雜的劇情，或訴諸共通的情感，調動觀眾的情緒，或聚焦于某一社會熱點問題，從而讓人對親情和家庭產生更深刻的認知。不過，雖然親情類的影視劇已出現了幾部現象級作品，但相較于成熟的類型創作而言，還有更多可以開掘的空間。

　　對於影視劇的創作而言，反映現實的同時落腳到“人”，讓人們能夠在視聽娛樂消遣的同時思考自身和社會的關係，才是更有現實價值和社會意義的創作。開年以來親情類影視劇之所以能夠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並受到觀眾的普遍歡迎，就是因為它們切中了時代的脈搏，擊中了社會的熱點和痛點，甚至表現了之前影視劇不曾表現的盲點，在情緒、心理以及精神上與觀眾的情感產生共振，從而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