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技术赋能警民沟通的潜力有待再挖掘。目前数字技术在分析研判群众诉求以及提高回应的精准性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通过数字治理技术对警务类诉求的总量、空间、动态演化等进行描述，对警务工作中的一般性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并解决类型化问题，真正实现未诉先办。

　　一是诉求分类的科学性有待再提升。目前仍有两类诉求制约着警务沟通，需要市接诉即办中心在派单时予以科学分类。一类是已经依法进入诉讼、仲裁、纪检监察、行政复议、政府信息公开等法定途径，需要由相关受理部门按照法定程序依法依规处置的诉求；另一类是通过接诉即办渠道重复反馈的非理性诉求，如：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公序良俗以及超出承办单位职责范围的诉求事项；未真实反映诉求、恶意反复拨打或者无正当理由长时间占用热线及其网络平台资源等情况。这两类诉求超出了接诉即办诉求解决的范畴，加大了回应过程中的警务沟通成本。

　　二是跨部门治理的协同性有待再优化。目前接诉即办工作中政府部门间的协同治理仍需加强。市接诉即办中心需要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在群众诉求承办中的主责与协助职权，减少无管辖权派单、重复派单、无效派单的比例，减轻警务沟通中的后端工作压力。

　　三是构建从“单向度”到“多向度”的诉求回应机制。建议将热线机制与警务机制有机融合，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热点、敏感诉求进行结构化、类型化、区域性分析研判，成为警务治理尤其是重大安保活动等高等级情报会商的重要依据，推动情指行一体化的有效实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接诉即办”改革通过整合各类政务热线，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为社会公众提供了简约化的沟通渠道，吸纳更多市民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提高了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动。王立表示，深入实施《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探索形成以接诉即办为牵引的超大城市治理首都样板，是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未来五年主要工作目标任务之一。

　　2020年12月10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同意将“接诉即办条例”立项，列为2021年立法计划审议项目。2021年5月27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草案进行审议。同年9月24日，《条例》表决通过并施行。

　　二是构建从“任务型”到“常态化”的警民交流机制。当前，月均1万多件的警务诉求派单使得基层面临超负荷运转，建议加强常态化沟通机制建设，减少“潜在”警务诉求的产生。为此，一方面应聚焦高频共性难题，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实现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的转变。另一方面，既要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好，更要主动上门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问题。

　　基于此，王立委员提出了建议：一是构建从“零散型”到“系统化”的民意倾听机制。建议以接诉即办平台为中心，加强主动倾听机制建设，建立政府、公安机关、基层公安部门的三级警务诉求汇集体系。政府接诉即办中心将重点放在对涉警务类诉求的准确分类和精准反馈。公安机关分中心和基层公安部门倾听重点是加强群众诉求的沟通与协调，并将已经纳入法律程序办理的诉求剥离出来，转入执法办案考评系统进行跟踪考核。此外，公安机关要不断完善其他倾听渠道建设，形成警情、社情、民意平台间有效运转衔接的民意倾听机制，特别是不能弱化传统的线下倾听渠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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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警察学院院长王立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推动警务诉求接诉即办机制创新的提案，建议公安机关进一步优化警民沟通机制。

　　澎湃新闻（）注意到，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分别于1月14日、1月15日开幕。

　　北京市迎来2023年两会时间。有委员建言，公安机关应建议系统化、常态化、多向度的民意倾听、交流、回应机制。